等她老人家坐定后，我从椅子底下抽出一个铁皮箱子，从箱子里拿出理发用的家伙事儿，什么打薄剪子，电推子，梳子，去短剪子...


    我用喷壶在李奶奶的头上呲呲的喷着，一边儿喷一边儿问：“李奶奶，想做个什么造型？”


    李奶奶闭着眼睛，惬意的享受着阳光，嘴里骂骂咧咧的说：“你个小杂毛儿，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要什么造型，你给我剪短了就行！”


    我手上的剪子上下翻飞，嘴里可不闲着:“瞧您说的，您都快发第二春了，也不提前做好准备，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要不然，哪个小伙子能看上您？”


    李奶奶没有再骂我，反而叹了口气说：“老了，老了，我倒是想往回活，怎么可能呢？”


    “嗨，您没瞧新闻吗？这年头儿，男人都能生孩子了，还有什么不可能的？”


    李奶奶啐了一口说：“呸，新闻能信吗？新闻说咱幸福安康，你幸福吗？我安康吗？”


    我还真不知道自己幸福不幸福。关于幸福的定义有很多种，最常说的一句话叫知足常乐，可现在物价涨得比出租车蹦字儿都快，我要是知足了，也就真能常乐了，经常待在极乐世界了。


    由于我对于课本的极度反感和对歪书邪书的极度痴迷，导致我越来越偏离正确的三观，因此，高中没念完我就辍学了。


    辍学只是好听的说辞，其真正的原因是，由于我无法承受班主任对我的长期侮辱和打压，最终奋起反抗，用数学老师常用的教具—三角尺给他上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堂课：惹我我TM弄死你！


    班主任也给我上了人生中重要的一堂课：你弄死我！弄不死我我TM弄死你！


    看来当时我还是太年轻了，还嘲笑他怂，不敢动我，谁知道，他埋了一步如此深远的棋，不动兵戈，不见血光，却让我在日后的每一天里都活在炼狱当中。


    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我反复琢磨他的这步棋，不由得发自肺腑的佩服他，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我高中辍学，自然没考大学，没上过大学就是没文化，没文化就找不到工作，找到了工作也是下层人的工作，让人看不起，受尽欺辱。没有工作，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无法生活，最终只能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而他，只受了些许皮肉之灾，皮肉受损尚能自愈，前途无望只能玩蛋儿去。


    老女支伏枥，志在千里啊！


    又云：百密一疏。


    尽管班主任当年埋下的这步棋着实让我吃尽了苦头，可也让我涨了见识，比起那些自豪得拿着毕业证书却在社会碰了一鼻子灰的大学生，我更知道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反倒活明白了。


    考上大学和没考上大学的唯一区别就是受到挫折的时间早晚而已，早死早超生，老子已经超神了。


    李奶奶对着镜子，满意的抿嘴笑了，那嘴跟刚缝了针似的。


    我看到李奶奶的笑，似乎有些明白，什么是幸福了。


    在和李奶奶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一番后，我充满歉意的用粗糙而有力的大手拽过李奶奶死死攥着的十块钱纸钞，我心满意足，李奶奶颤颤巍巍的骂着闲街走远了。


    在又卖了几套煎饼果子之后，我直起腰，扭了扭有些酸痛的腰肢，抬起头，发现夕阳西下，竟然已到黄昏。时间就在忙碌中一分一秒的流逝而去，我的肚子也不争气的叫了起来。


    收摊儿，回家吃饭！


    有人估计该问了，你一个摊煎饼的还用得着回家吃饭吗？自己给自己摊个煎饼不就完了？想放几个鸡蛋放几个鸡蛋，想加几根香肠就加几根香肠，那多过瘾？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说，你见过几个摊煎饼的吃自己做的煎饼？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想说，要不是我早上拉完翔忘洗手了，我也就做一个自己吃了。


    我住在光明大街光明小区，摆摊儿的地方就在小区对面儿。原本这里有很多摆摊儿的，最多的时候马路上根本就走不了车，每回一过车必定会伴着阵阵高亢的鸣笛声，鸣笛声中还夹杂着摊贩们挑衅般的吆喝声。


    这些无照经营的摊贩让光明街的居民苦不堪言，多次举报之后，城管大队的人马神兵天降，卷着滚滚红尘威风凛凛杀至光明街，摊贩们被杀得措手不及，抱头鼠窜，留下一地铁板烧、鸡蛋灌饼、烤面筋仓皇而逃，城管大队大获全胜，带着战利品满载而归。


    城管大队的这次行动，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深得民心，也正合我意，这帮无照摊贩早该滚蛋了，占道经营，大声喧哗，乌烟瘴气，影响市容！光明街就因为有这帮无照摊贩，遍地垃圾，脏水横流，哪里还有一点光明？


    当然了，他们都走了，我买卖就好干了，根据经济学分析，原先的情况属于供大于求，是买方市场。现在的情况属于供不应求，是卖方市场，我的买卖儿越来越红火，还真得感谢城管大队的各位领导干部。


    至于为什么我这个无照摊贩还能留在这里耀武扬威，说出来吓死你，那是因为我大表哥就是城管队长。


    单凭我大表哥还不足以让我立稳脚跟，毕竟人言可畏，不怕人当面抽你耳光，就怕人背后嘀咕你，人家会说，马超可有本事，别看他整天四六不着调的混日子，是个臭流氓，可架不住人家有个当队长的表哥不是？还真是背靠大树好乘凉，所有的小贩儿都给轰走了，你再瞧瞧人家，照样儿该干嘛干嘛，有王法吗？有王法吗？


    有句话说的好，枪打出头鸟，我倒好，金鸡独立，众矢之的，买卖干的怎么能顺心呢？


    不过，多亏了我有个好二姨。我姥姥总共生了四个闺女，我妈最小，上面有三个姐姐，我大表哥就是我大姨的儿子。我三姨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去RB了，后来嫁了个RB人，这件事一直让我姥姥在街坊四邻面前抬不起头来。而我二姨，则需要隆重介绍了，她就是光明小区社区居委会的主任！


    可别小瞧了这居委会主任，别看是个比芝麻粒儿还小的官职，往上管不了贪赃枉法，往下救不了水深火热，可家长里短，保媒拉纤，搭帮结伙她可是样样精通，尤其在这个人口老龄化严重的时代，团结在她周围的可都是社会的中坚力量—退休的老头儿老太太。


    我没胡说，奥运会时期正是因为这些可亲可敬的大爷大妈，套上红箍器宇轩昂，才令犯罪分子投鼠忌器，甚至闻风丧胆。


    作为一名优秀的居委会主任，我二姨在一众大爷大妈当中颇有威望，也正是如此，这些平时爱嚼舌头根子的大爷大妈们才看在我二姨的面子上绕我不死，默许我在小区门口摆摊，当然，最主要的是我给他们理发很便宜，也就收个十块八块，碰着好钻营的，岁数特别大的，我还免费。兴许正是我这种勇于奉献，舍己为人的精神感动上苍，才让我有口饭吃，能安身立命。


    我收拾好煎饼摊子，把装理发工具的铁皮盒子放在饼铛上，就在这时，小区保安六子歪戴着帽子叼着香烟晃晃悠悠的朝我走来。


    “怎么着超哥，收摊儿了？”六子掏出一支大前门递给我说。


    我接过烟，别在耳朵上说：“收摊儿了，椅子给你腾出来了。给我看着点儿，别丢了。”


    六子一屁股坐在藤椅上，惬意的喷出一口烟雾说：“超哥，这么着急回去干嘛？晚上来值班室一块儿喝点儿？”


    我跨上电三轮的座椅说：“得了吧，我可不跟你们喝酒，竟喝劣质白酒，小心把眼睛喝瞎了。”


    那把藤椅我不带回家，每天搬来搬去的麻烦，就扔在人行道上，倒成了小区保安的专属座椅，小区保安白天晚上都有上班的，谁站累了都到我这椅子上坐会儿，他们保没保小区的平安不敢说，我这椅子倒是有专人24小时看护。


    跟六子闲扯了两句，我骑着电三轮风驰电掣的到了六号楼下的自行车棚里，锁好了车，哼着小曲儿进了楼。


    我一个人住，是个标准的单身汉。我住的这套房子是我父母用尽半生的积蓄给我买的婚房，他们也住在光明小区，我住六号楼，他们住十号楼。


    对于父母我多少有些愧疚，老两口儿一直催我找个女朋友赶紧结婚生子，他们好抱上大孙子享受天伦之乐，可我这人打小就自由散漫，最受不得人管束，好不容易在母亲的河东狮吼和父亲的默默哭泣中熬到长大成人，我可不想重倒我那可怜老爹的覆辙。


    我目前不找对象，除了母亲童年留给我的阴影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的经济能力实在不足以支付谈恋爱所产生的高额费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算俩人是真心相爱，如胶似漆，五零二遇着胶棒黏不够，说到底还是应了那句老话：“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人家姑娘把青春赌在你身上，就算你不出豹子，怎么也得让人家保本儿，我现在就是一手闭十的牌，谁拿着我准输。就凭我给人摊煎饼理发挣的钱，别说再多养活一个人了，连条狗都养不起。


    我转动钥匙打开房门，扯下腰包，往沙发上一瘫再也起不来了，刚闭上眼想迷瞪儿会儿，手机催命般的响了起来。


    我有些气恼的抓起电话，也没看是谁，电话一接通劈头盖脸的对着电话一阵狂喷：“谁呀，这么不开眼，爷爷我正睡觉呢！我不买保险，不办健身卡，我下午一点钟也不会去你办公室，去也带着枪去。更不相信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非法融资的SB，再给我打电话，我就先拨打120再拨打110！”


    电话那头儿一阵沉默，估计是被我排山倒海般的气势镇住了，良久，一个深沉的声音从听筒传了出来：“马超，我是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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