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里，那位发怒的人终于平静下来，独自站在阳台上，望着北方烟尘弥漫的天空。地址发布邮箱 LīxSBǎ@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密。他的副官悄悄走上前来，低声道：“委座，粤北陈诚长官来电，防线……第二道防线已经失守了。”


    老人没有回头，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备车吧，”他的声音沙哑而疲惫，却莫名地带上了某种如释重负的平静，“告诉他们，我……我现在就走。”


    夕阳如血，残阳似火。


    一个旧时代，终于在炮火和恐惧中，走到了它的尽头。


    而一个新世界的大门，正缓缓打开。门的那一边，是未知，是迷茫，是忐忑，是一个谁也没有去过的远方。


    没有人知道那里等待着的是什么。连等待本身，都是那么令人不安。


    船队抵达新加坡的那天，天空阴沉得像一块洗不干净的旧抹布。


    第一批抵达的国府高层们站在码头上，脚下是新铺的水泥地，头顶是华联的旗帜在海风中猎猎作响。


    身边是自己的家眷和寥寥几只皮箱——更多的行李，那些装了金银细软、字画古董、甚至整套红木家具的集装箱，还在身后的某艘货轮上，在风浪中摇摇晃晃。


    孔令伟第一个踏上栈桥，西装笔挺，皮鞋锃亮，下巴微扬，像是在视察自家产业。


    他身后跟着七个佣人、三个秘书、两条狼狗，以及一只关在镀金鸟笼里的八哥。


    负责接站的华联官员礼貌地请他到登记处填写表格，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种笑容，像是听到了一个极其荒唐的笑话。发布页LtXsfB点￠○㎡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这句话，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成了华联移民管理处所有工作人员最厌恶、最恐惧、也最熟悉的口头禅。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我可是跟蒋先生一起打天下的！


    ——我在金陵的时候，连行政院长见了我都要客客气气！


    ——你们这些南洋土包子，有什么资格查我的证件？


    ——叫你们宋总裁来！我倒要问问他，这就是你们宋家的待客之道？


    华联的官员们最初还试图耐心解释，摆出条例，拿出文件，逐条说明入境流程和安置政策。


    但他们很快发现，自己面对的不是一群需要帮助的难民，而是一群坚信全世界都欠他们一个交代的“旧主人”。


    在他们眼中，华联不是南洋华人白手起家建立的新家园，而是宋家的“私人领地”——既然是宋家的，那就是“自己人”的。


    既然是“自己人”的，那就不存在什么“入境管理”，更不存在什么“社会适应培训”。


    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下了船就该有专车接送，就该有别墅入住，就该有仆人伺候，就该有职位安排。


    而华联那些“不识好歹”的规矩，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宋子廉为了“做给外人看”的表面文章，是“自己人”之间心照不宣的摆设。


    这种错觉，在第一批安置方案公布后，迅速演变成了公开的不满和抗争。


    “什么？让我住这种地方？”


    张群站在分配的公寓里，面色铁青。公寓不大，两室一厅，六十来平米，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窗外能看到一小片绿地。


    在新加坡这样的城市，这样的房子已经算得上体面，但张群无法接受。


    他在金陵住的是花园洋房，在重庆住的是官邸别墅，在汉口住的是租界公馆。六十平米的公寓？那是给下人住的！


    “我要见宋总裁，”他冷冷地对负责安置的工作人员说，“现在，立刻，马上。”


    类似的场景在华联各个安置点轮番上演。


    何应钦的副官拿着一份名单，挨家挨户地统计“不满意”的人数，准备联名上书。


    顾祝同的夫人在安置点大吵大闹，说分配的家具“连猪都不愿意住”。


    陈诚的老部下们聚在一起喝酒，酒过三巡就开始拍桌子，说华联这是“存心羞辱”，说要“联合起来讨个说法”。


    更有人开始暗中串联，试图在华联内部寻找同盟。


    他们翻出旧日的人脉簿，谁家的儿子在华联做生意，谁家的侄女嫁给了华联的某位官员。


    谁当年受过宋家的恩惠、现在该“报答”了——一封封书信、一个个电话，像蛛网一样悄悄地在华联的肌体上蔓延。


    “老宋这个人，心是不坏的，就是被身边那帮南洋人给架空了。”


    一位头发花白的元老在私密饭局上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得帮他，帮他重新认清谁是自家人，谁才是外人。”


    这话传到宋天耳朵里的时候，他正在和军事顾问团研究溃兵的整编方案。他头都没抬，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知道了。”


    没有人知道这个“知道了”意味着什么。


    第一批试探，发生在第二周。


    孔令伟绕过正常渠道，直接打了宋子廉的私人电话。


    他在电话里声泪俱下，说自己在上海的产业全部被没收，说妻子身体不好需要更好的医疗条件。


    说“表姑父，我们可是一家人啊”。


    宋子廉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我让秘书安排一下”，便挂断了。


    孔令伟以为得手了，当天晚上就收拾行李，等着搬进宋家安排的在新加坡的别墅。


    然而第二天来的不是搬家公司的车，而是一封公函——宋子廉的秘书委婉地表示，总裁事务繁忙，已将此事转交社会事务局“依法办理”。


    孔令伟拿着公函，脸上的表情精彩得像是吞了一只活苍蝇。


    第二次试探，更加大胆。


    张群牵头，联合了十几位前国府高官，写了一封“万言书”，历数华联安置工作的“十大不妥”。


    从住宿条件到饮食标准，从医疗保障到子女教育，条条框框，措辞恭敬中带着不容拒绝的强硬。


    这封信被送到了宋子廉的办公桌上，同时抄送了华联各大部门负责人和几位南洋侨领。


    信的最后一句写着：“我等千里南来，非为苟安，实欲为华联尽绵薄之力，望总裁垂察下情，俾我等得展抱负，不负平生所学。”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们要官。


    宋子廉看完信，没有发怒，也没有叹气，只是把信递给了一旁的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