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那些真正的寒门学子，兜里连买笔墨的铜钱都凑不齐。发布页Ltxsdz…℃〇M


    乾德皇帝一句“下乡去，到人民中间去”的号召，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


    这些年轻人背着行囊走进乡下，做起了“赤脚先生”：


    白天在田埂上给佃农解读邸报里的政策，哪个村子该修蓄水塘、哪种作物能在沙地里长，都讲得明明白白；


    晚上就在油灯下教大家认新粮种的特性，玉米要留多深的根、番薯要怎么翻藤，说得头头是道。


    皇帝早放了话：


    “把道理讲透，帮乡亲们多打粮食，以后各府的吏员都得有这份经验，你们的前程错不了！”


    对这些寒门学子来说，这实在是没办法的办法——


    不做这些，连饭都吃不饱，更别提成家立业、赡养父母了。


    他们心里门儿清，佃农的日子会跟着政策越来越好，田里的产出至少能留五成自家支配；


    帮着佃农提高收成，自己作为解读者也能跟着分些粮、得些钱，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双赢。


    读书人终归脑子活，很快就盯上了邸报的副版。


    那里印着农科知识，从选种、施肥到防治虫害，全是能提高产量的干货。


    佃农们看不懂“氮磷钾”这些新词，正好给了读书人机会——


    他们把“深耕松土”编成“给庄稼松筋骨”，把“轮作休耕”说成“让土地歇口气”，不知不觉就成了半个农业技术员。


    当他们发现这竟是条安稳出路时，那股发奋劲儿着实令人感动：


    白天在田里观察作物长势，晚上在油灯下啃邸报副版，有的还自己试种新作物，连皇帝都没料到会有这样的效果。地址发布邮箱 LīxSBǎ@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后来朝廷号召农科人才下乡，派官下去一看才发现，乡下早已有了不少“土专家”。


    没办法，只好为这些农科技术员规划出进阶之路：


    定期考核，优异的能进农科院深造，毕业就能端上皇粮饭碗，成为正式的农科研究员；


    做得好还能登上农科名人录，名字印在邸报上供全国乡亲们念叨。


    世上很多事都是这样，推着推着就成了气候，并非一开始就规划得滴水不漏。


    乾德朝的许多新政都是如此，被时势推着往前走。


    好在这位皇帝有副“随波逐流”的本事，只定下“让百姓吃饱、让农技落地”的大方向；


    具体的细枝末节从不多管，真真正正走一步看一步。


    就像这农科推广的事，本是为了解决佃农看不懂政策的小问题，没成想竟催生出一批扎根乡下的技术人才；


    倒成了盘活北方农业的大助力，连施邦曜编邸报时都忍不住感慨：


    “这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乾德元年的端午节，顺天府各县的河道上鼓声震天，自发组织的龙舟赛热闹非凡。


    去年永定河安稳无患，各县收成翻了番，百姓的日子肉眼可见地宽裕起来——


    汉子们划龙舟时臂膀更有力，岸边围观的妇人孩子手里都攥着蜜饯果子，连空气里都飘着欢喜的味道。


    这份安稳早有铺垫。


    今年三月，皇家就给各县农民送来了稀罕种苗：


    玉米杆子能长到一人多高，土豆埋在土里不挑肥瘦，番薯藤蔓往滩涂上一铺就能疯长。


    这些作物对土地压根不挑剔，滩涂洼地、丘陵石缝、河洲浅滩都能扎根；


    农民们试着种下去，没过多久就见了喜人的长势，心里早把秋收的盼头揣得满满当当。


    朝堂上早有人按捺不住，提过北直隶农业税的事，可乾德皇帝始终没松口，这税赋便一直悬着。


    他私下里对王承恩感叹过：


    “大明帝都脚下，农民竟年年吃不饱饭，被逼得逃荒乞讨，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


    手指敲着案几，语气带着股执拗，


    “朕不差钱，也不差他们辛苦种出的那点粮食。”


    很快，大明轻工总局的告示贴满了各县：


    要在村镇设粮作物加工坊，玉米能磨粉、土豆能制淀粉、番薯能晒干货，经加工后作物能增值三成。


    “这样就没必要克扣农民了。”


    皇帝下了死令，所有粮食收购价都按市价来，绝不许压价坑人。


    等农民日子再稳些，他还打算让人教大家养猪、养鱼——


    北直隶水系密布，河网纵横，本就该是鱼米之乡的模样。


    他让人沿着各条河系修蓄水塘，


    “哪怕遇上旱年也不怕，这才叫旱涝保收。”


    在皇帝心里，北直隶、山东、南直隶、江西、浙江，或许还有福建，都该纳入京州直辖。


    这些地方的百姓过得好不好，是他最上心的事。


    至于朝堂上会不会有人非议？


    他只淡淡一笑——


    谁要是敢置喙，不妨聊聊正月里廷议的旧事；


    那之后，再没人敢轻易触碰他的底线。


    朝堂上渐渐有了默契：


    只要皇帝没表态，谁也不会硬提主张。


    乾德皇帝的行事风格实在特别：


    从不主动提议国策，对南方各省也不多加干涉，却把太仓银管得牢牢的，既不挪作他用，也从不拖欠京官俸禄。


    按理说这样挺好，朝堂一团和气，皇帝不发脾气，不抓人入天牢，官员们不用担心被贬被罢，可文官武勋们心里总觉得不得劲，又说不出究竟哪里不对。


    就像此刻，龙舟赛的鼓声从城外传来，朝堂上安安静静，大家捧着新俸银，看着窗外飘进的粽叶香，却总觉得这太平日子里藏着点摸不透的力道——


    皇帝看似什么都不管，可运河上的粮船、田埂里的新苗、作坊里的机器，早被他不动声色地连成了线，牢牢攥在了手里。


    六月十八日的大朝会正到议事要紧处，殿外忽然传来驿卒急促的马蹄声，紧接着一名侍卫捧着捷报大步闯入，高声唱喏：


    “关外捷报——定辽大捷，盛京攻破！”


    满朝官员瞬间如遭雷击，乾极殿内鸦雀无声，连呼吸声都仿佛停滞了。


    阁老们捻着胡须的手僵在半空，尚书们刚要开口的建言卡在喉咙里，所有人脑子里都盘旋着一串问号：


    什么时候派军出关了？


    谁挂的总督印？


    带了多少兵马？


    从哪条路线进军？


    最终目标竟是攻破盛京？


    兵部尚书慌忙翻找案头文书，从头至尾没见一份出兵调令；


    户部尚书急得面红耳赤，粮草账册里压根没有关外军需的记录；


    五军都督府的勋贵们更是面面相觑，没有一位总兵接过硬令出征。


    刘良佐、黄得功部依旧在原处，这兵到底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