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客厅的窗帘没拉，阳光从南面打进来，茶几上落了一道白光。发^.^新^.^地^.^址 wWwLtXSFb…℃〇M
我把信封从后腰取出来，火漆的硬块已经被体温捂软了，指甲扣进去，蜡裂开，碎成三块掉在桌面上，红色的蜡屑滚到桌沿边停住。
里面只有一样东西。
一张照片，尺寸比标准的五寸大一点，纸面泛黄，边角有折痕，压在信封里时间长了，中间微微拱起来。
照片上七个人围坐在一张大圆桌前，菜还没上齐，桌上摆了六瓶五粮液，开了三瓶，杯子举起来大半，拍照的人抓的是碰杯前一秒的画面。
居中那个我认识，卢柏年，比我上次看到他照片的时候年轻不少，头发是黑的，脸上肉多，笑起来眼睛眯成缝。
左手边第二个人。
我盯着那张脸看了五秒。
红圈名单上第三个名字，沙面岛面包车里摇下车窗跟我说话的那个人，端着酒杯靠在椅背上，表情松弛，跟卢柏年熟的很。
右手边第三个人穿制服，不是警服，是海关的，胸口别着铭牌，照片分辨率不算高，但那几个字拍的清清楚楚，名字我没见过，但那个职位，不是科员，不是科长。
浩哥把照片翻过来。
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笔迹工整，蓝色墨水褪了一点色：九七年八月，湛江港务局欢迎晚宴。
浩哥举着照片对着窗户的光又看了一遍正面，把七个人的脸挨个扫过去，然后把照片放回桌上。
他没说话，坐在沙发扶手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盯着茶几看了快两分钟。
“这张照片流出去，”浩哥开口，声音压的很低，“不是几个人坐牢的事，是整条线上的人全得翻。”
他拿起照片又看了一眼穿制服那个人的脸。
“卢柏年把这东西放在信封里，不寄，不烧，就揣在身上，揣了两年，他是留着当最后一张牌，人活着的时候这是护身符，人死了，这就是个炸弹，谁捡谁手烫。”
双哥从隔壁房间过来，看了照片，没认出穿制服的人，但他认出了桌上的背景，他说那个酒杯的杯垫上印着字，是湛江一家国营酒店的标志，九十年代接待用的，档次不低。
双哥把照片放下，他说：“今晚海印桥的事，我觉得不能去。发布页LtXsfB点￠○㎡”
我看他。
双哥说：“对方选珠江边，跟沙面岛一个套路，水边上，退路就两个方向，桥上和岸边，他们在水上安个快艇你连跑都没地方跑，上次沙面岛你是用账本的三页纸换汕头峰回来，这次你拿什么换？”
“拿这个。”我指了指桌上的照片。
双哥摇头：“有照片他更不会放你走。”
“我不是去跟他做交易。”
“那你去干什么？”
“阿泰还在他们手里。”
双哥没接腔，他知道这句话说出来就没有退路了，不是讲道理的事，阿泰是我的人，活要见人。
浩哥掐灭烟头在桌角按了一下：“去可以，但我要安排人手，最少四个点位，桥上两个，桥下南北各一个。”
我说行。
傍晚六点半，我去隔壁看汕头峰。
他靠在床头，人比早上好了一点，红姐下午让小东哥去药店买了消炎药和纱布，右手重新包扎过，白纱布裹了好几圈，比早上那块血布条干净多了，但小指那个位置，纱布底下撑不出弧度，瘪了一块。
我在床边坐下。
汕头峰拿左手端过杯子喝了口水，把杯子放稳，他说：“关我的地方不是码头。”
“在哪？”
“不知道具体位置，进去的时候蒙了眼，从上车到下车，我数的，大概二十分钟，下车之后有人架着我走，我数了步数，四十六步，拐了三个弯，两个右拐一个左拐，最后一段路是往下走的，坡不陡，七八级台阶，到了地下。”
他停了一下，换了个姿势，靠枕头的位置挪了挪。
“那个地方空气不流通，闷，但有一股味道很冲，中药味，很浓，不是煎药的那种味，是晒干的药材堆在一起的那种，就是我小时候在汕头老街药材铺闻过的味道，附近应该有仓库，专门囤中药的那种。”
我把这些细节记住了，回到客厅跟浩哥说。
浩哥听完，两只手交叉在脑后，眼睛看着天花板。
“沙面岛往东二十分钟车程，有中药仓库的老居民区。”他把手放下来，“清平。”
我等他说完。
“清平药材市场那一片，荔湾老城区，多宝路、逢源路、恩宁路，全是七八十年代的筒子楼，楼底下改仓库的多的是，有些连房东自己都不知道下面被人租去做了什么。”
浩哥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我安排两个人今晚去清平那边走一趟，挨条巷子摸。”
“小心点，别打草惊蛇。”
浩哥点头出去了。
晚上七点四十，我换了衣服。
黑色T恤，深色长裤，脚上换了双跑鞋，底子软，踩地上没什么声音，红姐给的那把折叠刀装在右裤兜里，照片贴在腰侧，用医用胶带固定，三页纸折好塞在左脚袜子里，跟之前的位置一样。
红姐站在玄关旁边，她什么都没说，把一瓶水递过来。
我接过来塞在裤腰后面，出门。
摩托车停在楼下，骑上去，油门一拧，从夏茅出来上广花路往南，晚上路上的车比白天少一半，路灯一盏接一盏从头顶划过去，风打在脸上有点凉。
到海印桥南岸的时候七点五十五。
我把车停在桥下绿化带旁边的人行道上，钥匙没拔，挂在车上，万一需要跑，少一个拔钥匙的动作就多一秒。
步行走到桥墩底下。
珠江水从脚下两米不到的地方流过去，水面黑的，但对岸天字码头的灯光映在上面，碎成一片一片的黄，桥面上偶尔有车过去，轮胎压在路缝上的声音闷闷的传下来。
八点整。
没有人来。
我靠着桥墩站了十分钟，手机在口袋里，没响。
八点十分，桥墩东侧的暗处有响动，脚步声，一个人，鞋跟是硬的，踩在水泥地面上的节奏不紧不慢。
从阴影里走出来一个人。
不是男人。
女人，四十岁上下，短发齐耳，穿了件灰色薄风衣，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包的皮面很新，拉链拉到顶，她走到我面前五米远的地方站住。
她看了我两秒，开口：“他不会来了。”
我没动。
“他让我转告你一件事。”
我说：“你先告诉我你是谁。”
女人说：“我是他妻子。”
那家贸易公司名下挂着的女人，股东名单里百分之五是周建华的那家公司，老板娘本人站在我面前。
“今天下午四点，他在番禺被白云分局的人带走了。”
“谁带的？”
“周建华。”
这五个字进到耳朵里之后我的脑子空了一拍，然后所有的线全拽到一起了。
周建华不是他的保护伞，百分之五的股份不是合作关系。
周建华是另一边的人。
从一开始就是。
那百分之五不是入股，是打进去的一颗钉子，埋在股东名单里，不动声色的待着，工商登记上不显山露水，每年分个小几万的红，谁也不会多看一眼，他就在那里等，等了不知道多久。
等到今天，鱼进网了，他亲自拉网。
“他被带走之前让我把这个转交给你。”女人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信封，牛皮纸信封，没有火漆，也没有封口，敞着的。
我看着她的手，没马上接。
“里面是什么？”
“人的位置。”
阿泰。
我伸手接过来，撕开封口边缘，抽出来一张纸，手绘的地图，圆珠笔画的，线条不太直，但该标的东西都标了。
荔湾区多宝路，门牌号写的很小，旁边画了箭头指向一个方框，方框里面写着地下室，入口画在建筑的西北角。
清平药材市场方向。
跟汕头峰说的完全对上了。
我翻过来，背面一行字，钢笔写的：周建华今晚会去多宝路提人，赶在他前面。
我把地图折好塞进口袋。
女人转身要走。
“等一下。”
她停了。
“卢柏年怎么死的？”
她没回头。
停了两秒。
“问周建华。”
四个字说完，她的脚步没停，灰色风衣的下摆在桥墩的阴影边缘晃了一下，人就消失在暗处了。
珠江面上的风把我T恤的下摆吹起来，贴在腰侧的照片硌着皮肤，纸条和账页压在脚踝骨上。
我掏出手机翻开盖，按了浩哥的号码，响了一声就接了。
“多宝路，马上。”
挂了电话。
转身走向摩托车的时候，口袋里的手机又响了，不是来电，是短信的提示音。
我翻开手机。
陌生号码，号段是广州本地的，内容只有五个字，你去晚了。
我攥着手机站了一秒，把盖子扣上，跨上摩托车，钥匙拧到底，油门拉满，后轮在地面上蹭出一声尖响，车冲出去，往荔湾的方向。
桥面上的路灯从头顶掠过去，一盏，两盏，三盏，风灌进领口，手机在裤兜里顶着大腿，那五个字烧在屏幕上。
我不知道发短信的人是谁。
但我知道多宝路那个地下室里，今晚不会只有阿泰一个人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