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士大夫看来，讨论一个“僭伪”政权的内部运作，本身就是荒唐且政治不正确的。发布页LtXsfB点￠○㎡


    他们的逻辑是：既然其国本不正，其必然内忧外患，迟早分崩离析，何须费神研究？


    士大夫们坚信西夏地处僻远，物产匮乏，文明落后。


    正如苏轼所言，西夏“器服鲜好，为物伪略，不足中国之万一”。


    他们宁愿相信西夏展现出的任何精美器物都是虚假的，也不愿承认其具有一定的手工业水平和经济基础。


    这种经济上的鄙视，让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为何这个“穷困”的政权能够支撑起连年的战争。


    他们会将西夏的战争韧性归因于“抢掠为生”的野蛮习性，而非其可能存在的经济动员能力和资源调配能力。


    尽管屡吃败仗，但许多士大夫依然认为西夏军队是“胁从”的乌合之众，之所以能取胜，不过是倚仗“骑兵之利”和“狡诈莫测”的游击战术。


    一旦面对堂堂正正的王师，便会土崩瓦解。他们选择性忽略了好水川、定川寨等战役中，西夏军队所展现出的严密组织、高效指挥和顽强战斗意志。


    这种贬低，使得他们既看不起西夏的战术，也懒得去深入研究其军事制度的优点。


    想明白了这些，赵顼背后惊出一身冷汗。


    他原本打算的“在太学正面宣传西夏正常体制和实力”的设想，在此刻显得如此天真和危险。


    如果他真敢在经筵上对讲官，或对太学生说：


    “西夏并非乌合之众，其军制亦有可取之处；其国虽小，然上下一心，不可小觑……”


    他可以想象，下一刻，奏章就会像雪片一样飞来。发^.^新^.^地^.^址 wWwLtXSFb…℃〇M言官们会痛心疾首地批判：


    “陛下奈何长僭逆之志气，灭天朝之威风？此议是非颠倒，动摇国本！”（政治正确性攻击）


    “西夏之强，不过仗骑射之利，乃夷狄之常。


    我朝有礼乐教化、忠义之心，此乃万世不易之长技！


    陛下舍本逐末，重夷狄之‘术’，而轻华夏之‘道’，臣窃为陛下危之！”（上升到意识形态攻击，用“道”与“术”的辩论来压制务实讨论）


    “此必小人荧惑圣听，欲坏我朝华夷之辨之大防！”（进行人身攻击，将提出者打入奸佞之列）


    “呵呵……”


    赵顼放下笔，无奈地苦笑一声，笑声在空旷的殿中显得有些寂寥。


    “真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啊。”


    他彻底明白了，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下，任何试图“客观”介绍西夏的尝试，都会被扭曲成“媚敌”、“怯战”和“背叛祖宗道统”。


    他不仅无法说服那些顽固的老臣，甚至可能引发巨大的政治风波，使得一切备战努力毁于内部的意气之争。


    “不能硬来……”


    赵顼踱步到窗前，望着冰冷的月色，心中已然有了决断。


    “既然‘正道’不通，那便只能走‘曲径’了。”


    他不能直接挑战那套虚伪的“政治正确”，但他可以用另一种“政治正确”来包装自己的战略意图。


    他回到书案前，重新铺开一张纸，蘸饱了墨，缓缓写下了新的思路：


    不提“西夏之强”，只讲“西夏之恶”：


    未来的宣传核心，不再是分析西夏的实力，而是极力渲染梁太后“废汉礼、复旧俗”的“倒行逆施”，强调其国内矛盾重重、民生凋敝。


    这既符合“反贼必亡”的论调，又能间接说明为何西夏需要对外战争来转移矛盾——为未来的“自卫反击”提供正义性。


    不讲“敌军可畏”，只论“我军当强”：将所有议题的落脚点，都放在“整军经武、巩固边防”的必要性上。


    强调备战是为了保护百姓、彰显国威，而非因为害怕西夏。


    不用“客观分析”，只用“情报警示”：


    通过皇城司等秘密渠道，向韩琦、文彦博等核心重臣提供真实的、具体的情报，但在公开场合，仍使用“夏人猖獗”、“贼势嚣张”等模糊而具有煽动性的传统话语。


    “欲速则不达……”


    赵顼放下笔，长叹一声。


    要想动摇一个阶层积累了百年的思想钢印，需要的是水滴石穿的功夫，以及……一场足够惨烈却又最终获胜的战争来教育所有人。


    他意识到，在唤醒整个国家的认知之前，他必须先赢得那场迫在眉睫的战争。


    只有用铁一般的事实，才能砸碎那坚如磐石的“天朝迷梦”。


    这一刻，赵顼感受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


    他的敌人，不仅在西北的兴庆府，更在这汴京城的每一个充斥着陈腐观念的头脑里。


    熙宁二年十二月的朔望大朝会，汴京紫宸殿内，百官肃立。岁末的祥和气息并未冲淡朝堂上隐隐的紧张感。


    此前华山的崩裂，虽经官方引导指向西夏兵戈之兆，但暗流依旧涌动。


    以御史中丞吕诲为首的一批恪守古礼、对“熙宁新法”持保留态度的守旧清流，早已摩拳擦掌，意图借此“灾异”之机，对朝政进行规谏。


    他们的策略，是先从看似无争议的“边事”入手，敲打新政可能带来的“妄动”风险。


    在常规议事完毕后，吕诲率先出列，手捧笏板，声音清朗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


    “陛下！臣闻，西岳震动，主兵戈之象。然臣寝食难安者，非惧夏人兵锋之利，实忧我朝举措之失当也！”


    他开门见山，定下了基调：


    “西夏李氏，本乃我朝叛臣，僭号小丑！


    其地僻处西陲，沙碛不毛，其民不过百万，皆乌合之众。


    仰我岁赐，方得苟存。此等疥癣之疾，何足挂齿？”


    紧接着，他话锋直指当前政策的“荒谬”：


    “然今，朝廷举措，未免小题大做！


    乃置行营、遣重臣、聚兵革、耗粮饷，俨然如临辽国大敌！


    此非扬汤止沸，反助其势耶？示天下以我朝畏惧一隅小丑，岂非徒损国威，自招其侮？”


    吕诲的言论，完美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士大夫，尤其是保守派的对夏认知：


    道德优越感：强调西夏“叛臣”、“僭号”的身份，从法理和道德上将其彻底否定。


    经济文化鄙视：认为西夏贫穷落后，离了宋朝岁赐就活不下去。


    军事傲慢：视夏军为“乌合之众”，不值一提。


    战略保守：认为大张旗鼓的备战是“示弱”，会鼓励西夏，主张维持低成本（岁赐）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