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亶此文的最大历史功绩，并非“团结”了大多数人，恰恰相反，在于“激活”了沉默的大多数。发布页LtXsfB点￠○㎡


    它如同一根搅动死水的巨棍，迫使那些原本持观望态度的中间派结束暧昧，不得不在这场思想大分裂中表明立场。


    它撕裂了士大夫集团虚假的团结表象，让思想界的战线变得清晰无比——是固守“内省修德”的旧学，还是拥抱“外王事功”的新学？


    在这场撕裂中，一个确定性的后果是：


    整个士林的思想活力被前所未有地激发了出来。


    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人们都开始更加深入地研读经典，更加认真地思考国家的现实出路。这是一种痛苦却必要的“激活”。


    而从最高决策者赵顼的视角看，这一切正是他苦心孤诣想要达到的效果。


    他深知，要推行富国强兵之策，仅仅依靠行政命令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打破司马光等人凭借道德话语权构筑的思想堡垒。


    舒亶的这篇文章，就是他精心策划的一次战略总攻。


    其最终目的，是试图推动北宋完成一次痛苦的“思想启蒙”和“意识形态现代化”转型。


    即，将主导帝国意识形态的儒学，从一种侧重于个人心性修养和道德说教的哲学，改造为一种能够积极应对现实财政、军事、外交挑战的“经世致用之学”。


    这是一次雄心勃勃的尝试，意图为北宋的变革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让其焕发新的生机。


    元宵灯节那日，汴京的灯火格外辉煌，却照不亮士人们心中的迷惘与躁动。发^.^新^.^地^.^址 wWwLtXSFb…℃〇M


    随处可见士子聚集，争得面红耳赤；酒肆中，官员们不再只是吟风弄月，言谈间多了几分对国事的激辩与忧思。


    舒亶的府门依旧紧闭，但他那篇张贴出去的雄文，却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向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它所带来的思想地震，远未结束，反而只是开始。


    旧的共识已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


    熙宁三年的春天，就在这场空前的思想混乱与活跃中，悄然来临。


    赵顾站在宫阙高处，眺望着这片被他亲手搅动起来的沸腾景象，目光深邃。


    他知道，撕裂是痛苦的，但唯有经过这番痛苦的洗礼，这个古老的帝国，才有可能在危机四伏的包围中，蹚出一条生路。


    而这条路上，注定铺满了思想的碎片和争论的硝烟。


    熙宁三年，上元夜。


    汴京的灯火，几乎要将这冬夜的寒气彻底驱散。


    樊楼之上，最大的雅阁“揽月轩”内，却是另一番比街市更炽热的光景。


    数十位身着锦袍的馆阁清流、太学博士齐聚于此，酒至半酣，话题早已从诗词歌赋转向了连日来震动朝野的舒亶《辟伪道疏》。


    空气中弥漫着激动与不安，赞同者与反对者争得面红耳赤，声浪几乎要掀翻屋顶。


    “司马公之论，煌煌正大，乃治国之本！舒亶小子，不过哗众取宠！”


    一位年迈的学士颤巍巍地举起酒杯，脸色酡红。


    “不然！舒御史句句切中时弊！空谈心性，能退西夏铁骑否？”


    一位年轻的太学博士霍然起身，声音清亮，引得众人侧目。


    正当争论僵持不下，气氛最为胶着之时，坐在角落一位平日不甚起眼的王姓官员——乃是王安石的一位内侄——缓缓站了起来。


    他并未加入争吵，只是从怀中取出一卷墨迹犹新的文稿，纸张在通明的灯火下泛着微光。


    “诸位年兄，”


    他声音不高，却奇异地压过了满堂喧哗：


    “适才家仆自河北快马送至，乃家叔介甫公新近所作一篇小文，名曰《问儒》。


    值此佳夜，愿与诸公奇文共赏。”


    “介甫公的新作？”


    “王相公在河北巡边，尚有心思着文？”


    《问儒》


    夫道之不行也，吾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


    今之论者，或蔽于名而不知实，或骛于远而遗乎迩，此岂孔孟之本意邪？


    昔者，子贡问政，子曰：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夫食与兵，非“实”乎？舍足食足兵之“实”，而空求民信之“名”，是犹舍舟楫而欲济江河，必不可得也已。


    故圣人未尝离实以言名也。


    又读《孟子》，其书七篇，言“仁政”必归于“制民之产”，使黎民不饥不寒。


    制产之术，非“实”乎？


    井地、关市、泽梁，皆有其法度。无法度之“实”，则“仁政”为虚名耳。


    今有人，口诵仁政，而见百姓冻馁、国用匮乏，则曰“此非急务，吾当修身而已”，是犹见邻室火起，而闭门诵《孝经》，自以为得之，不亦惑乎！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何以知“穷”？


    必观其“实”也。


    府库虚实，边疆安危，百姓劳逸，此皆“实”之着者。


    不察此实，安知其穷？不知其穷，何以言变？


    故曰：“唯实可以穷理，唯变可以通久。”


    或曰：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子言食、兵、财用，得无近利乎？”


    此大不然也。


    孔子曰：


    “见利思义。”


    未尝言“弃利”也。


    今为国者，使仓廪实，武备修，百姓足，此乃“公利”、“大义”也！


    若视此为大戒，必使国贫民弱，然后可称“喻于义”乎？


    是率天下而趋于伪也！


    是故，“实”者，道之所寓也。


    不察边备之虚实，而妄言华夷之辨，是谓“诬道”；


    不究民力之凋弊，而空谈三代之盛，是谓“蠹道”。


    昔日安石读《周礼》，见其于泉府、司市、均人之制，纤悉具备，乃知圣人经世之法。


    皆“因实而立制，趋时而变法”，岂有悬空之道哉！


    今有识者，睹时艰而倡言“务实”，此正本清源之论也。


    然“务实”之本，非徒知彼己之强弱而已，乃欲“求吾道之可行”也。


    可行与否，非辩于口舌，必验于行事之实功。故曰：


    不行不足以知实，不实不足以明道。


    嗟夫！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欲使孔孟之道不明于天下者，必自讳言“实”始！


    满堂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目光都聚焦在那卷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