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九章 海上


    船行的第三天，赵永明开始晕船。发^.^新^.^地^.^址 wWwLtXSFb…℃〇M


    邓枫早上起来的时候，看见他趴在上铺，脸色发白，嘴唇没有血色。被子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个脑袋，眼睛闭着，眉头皱在一起。


    “赵连长？”


    “嗯……”赵永明应了一声，声音闷闷的，像从被子里传出来的。


    “晕船了？”


    “有点。头昏，想吐。”


    邓枫从上铺把他的外套扯下来，扔在他身上。“起来。越躺着越晕。到甲板上走走，吹吹风就好了。”


    赵永明犹豫了一下，慢慢坐起来，扶着床架下了铺。站了两秒，又坐回去了，手捂着嘴，脸色更白了。邓枫看着他，想起自己第一次坐海船，也是这个样子。从上海到马赛，走了整整一个月，前一个星期他连饭都吃不下，瘦了十几斤。后来船上的一个老水手告诉他，越躺着越晕，要动，要走，要逼自己吃东西。他试了，管用。


    “走吧。”他把赵永明的外套递过去，“甲板上有新鲜空气，舱房里闷。”


    赵永明接过外套，慢慢穿上，扶着墙往外走。邓枫跟在后面，没扶他。甲板上风很大，太阳刚出来，光线还是斜的，照在甲板上，金黄金黄的。赵永明扶着栏杆站了一会儿，深吸了几口气，脸色好了一些。


    “好点没有？”


    “好多了。”赵永明转过身，背靠着栏杆，风吹得他的头发乱糟糟的，“邓次长，您第一次坐船也晕吗？”


    “晕。晕了一个星期。”


    “那您怎么扛过来的？”


    “硬扛。”邓枫靠在栏杆上，点了一根烟，“船上的老水手告诉我，晕船不是病，是身体不习惯。习惯了就好。人也一样，什么事都是习惯了就好。”


    赵永明没接话，看着海面发呆。海很平，没什么浪，船开得不快，船尾拖出一条长长的白色水痕，慢慢扩散，慢慢消失。有几只海鸥跟着船飞，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偶尔叫一声，声音尖尖的，被风吹得断断续续。


    “邓次长，”赵永明忽然说，“您说，德国人会不会因为跟日本人的关系，就不肯帮我们了？”


    邓枫看了他一眼。地址发布邮箱 LīxSBǎ@ＧＭＡＩＬ．ｃＯＭ这个问题，赵永明在码头上就问过，在舱房里也问过。年轻人心里有事，翻来覆去地想，想不通，就反复问。他以前也是这样，在柏林的时候，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想——中国怎么办？军队怎么办？学了这些东西回去，用得上吗？想得多了，慢慢就不想了。不是想通了，是想累了。


    “帮不帮，不是看关系，是看利益。”邓枫把烟灰弹进海里，“德国人需要我们的钨矿、锑矿，这些东西他们自己地里长不出来。日本人能给他们的，我们没有。我们能给他们的，日本人也给不了。各取所需，跟交情没关系。”


    赵永明想了想。“那我们去谈判，就是拿矿产换装备？”


    “差不多。但也不全是。”邓枫把烟掐灭，“装备是死的，技术是活的。买装备，打完了就没了。学技术，自己会造了，就不用求人。这次去，重点是技术，不是装备。”


    赵永明点了点头，又问：“德国人肯教吗？”


    “肯不肯，去了才知道。”邓枫转过身，拍了拍他的肩膀，“别想那么多。先去吃早饭，逼自己吃点东西。空着肚子更容易晕。”


    赵永明跟着他往餐厅走。走到门口的时候，迎面碰上了一个人——昨天那个陈伯韬。他穿着一身睡袍，头发乱蓬蓬的，大概也是刚起来。看见邓枫，连忙站住，笑了笑。


    “邓将军，早啊。昨晚睡得好吗？”


    “还行。陈先生呢？”


    “好，好。”陈伯韬搓了搓手，“这船稳当，比我上次坐的那艘好多了。上次那艘，晃了一路，我三天没下床。”


    邓枫笑了笑，没接话。陈伯韬往旁边让了让，让他们先进去。邓枫走过他身边的时候，闻到了一股发油的味道，很浓，跟餐厅里的咖啡味混在一起，有点呛。


    早饭是西式的，面包、黄油、果酱、咖啡。赵永明要了一碗粥，服务生说没有，他只好拿了两片面包，抹了点果酱，慢慢嚼。嚼了两口，停下来，看着窗外。邓枫喝着自己的咖啡，没催他。年轻人总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吃到一半，陈伯韬端着盘子过来了。“邓将军，不介意我坐这儿吧？”


    邓枫抬了抬下巴，示意他坐。陈伯韬坐下来，把盘子里的东西摆好——煎蛋、培根、烤面包、一小碟果酱、一杯咖啡。摆得很整齐，刀叉放在盘子两边，餐巾铺在膝盖上。


    “邓将军这次去德国，是跟军方谈事情吧？”


    邓枫看着他。这个问题问得很直接，直接到不像是在寒暄。陈伯韬大概也觉得自己问得太急了，笑了笑，补了一句：“我就是随便问问。在巴黎待久了，国内的新闻看得少，想多了解了解。”


    “公务。”邓枫说，“具体的，不方便说。”


    “那是那是。”陈伯韬连忙点头，“我就是随口一问，邓将军别见怪。”


    他低下头吃自己的煎蛋，吃得很斯文，一小口一小口的。邓枫喝着咖啡，看着他。这个人，昨天在甲板上“认出了”他，今天又“碰巧”在餐厅门口遇上，现在又“随便问问”他去德国的目的。是巧合，还是有意？在国民党待了这么多年，他已经不太相信巧合了。


    “陈先生，”他放下咖啡杯，“你在巴黎做哪些生意？”


    “主要是绸缎和茶叶。”陈伯韬擦了擦嘴，“偶尔也做点别的。瓷器、刺绣、漆器，反正国内有什么，我就卖什么。法国人喜欢中国的东西，价钱好商量。”


    “跟德国那边有生意往来吗？”


    陈伯韬愣了一下。“德国？不太多。德国人买东西比法国人抠门，价钱压得低，没意思。”


    邓枫点了点头，没有继续问。赵永明在旁边听着，一直没说话。等陈伯韬吃完走了，他才压低声音问：“邓次长，您觉得这个人有问题？”


    “不知道。”邓枫端起咖啡杯，“但出门在外，多留个心眼没坏处。他问什么，你别说。”


    赵永明点了点头。


    下午，邓枫一个人在甲板上走了走。太阳偏西了，光线斜斜地照在甲板上，把栏杆的影子拉得很长。海还是那个海，蓝得发黑，看不到边。他走了两圈，在船尾的栏杆边停下来，看着那条白色的水痕。水痕在船尾扩散开来，越来越宽，越来越淡，最后消失在海面上。后面的船跟上来，又划出一条新的水痕。一条接一条，永远不停。


    他想起柏林。想起那条铺着碎石的小路，想起路边的椴树，想起图书馆里那些高到天花板的书架。那时候他二十岁，一个人在国外，什么都不怕。觉得学了本事回去，就能救国。后来才知道，救国不是一个人能做的事。一个人再有本事，扔进这个烂摊子里，也就是一颗石子，激不起多大的浪。


    他站了很久，直到太阳落进海里，天边只剩下一抹暗红。甲板上的灯亮了，黄黄的，照出一小片一小片的光。他转身往回走，走到舱房门口，推开门。


    赵永明趴在桌上睡着了，面前摊着那本德语书，口水把书页洇湿了一小块。邓枫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没叫醒他，把床上的毯子扯下来，盖在他身上。然后他坐在下铺，脱了鞋，躺下来。


    船身轻轻晃着，像摇篮。他闭上眼睛，听着海浪的声音。一下，一下，很有节奏。他想起小时候在湘江边坐渡船，船夫摇橹，一晃一晃的。他趴在船舷上看水，被母亲一把拽回来。母亲说，“掉下去就喂鱼了。”他不怕，还想伸手去摸水。母亲笑了，那笑容很淡，像秋天下午的光。


    那道光，他记了很多年。在柏林的时候想过，在黄埔的时候想过，在徐州城头的时候也想过。有时候想得多了，就觉得母亲还在，在某个地方看着他。他睁开眼睛，看着舱房的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有一条细细的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


    他轻轻地说：“妈，我在海上。”


    没有人回答。只有海浪，一下，一下。


    他闭上眼睛，慢慢睡着了。梦里没有海，没有船，只有一条铺着碎石的小路。路两边是椴树，开满了白花，香气很浓。他走在那条路上，走得很慢，很轻。路的尽头有一扇门，门开着，里面有光。他走过去，没进门，只是站在门口，看着那道光。那道光很亮，很暖，像母亲的笑容。


    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然后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门还开着，光还亮着。他继续走，走回那条铺着碎石的小路，走回那些开满白花的椴树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