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费书瑜祈祷时的心不诚，还是大明的老百姓怨念太重！


    崇祯元年从元旦至春耕陕北就滴雨未下，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发^.^新^.^地^.^址 wWwLtXSFb…℃〇M


    一场席卷北方的大旱灾拉开了明王朝末年动荡的序幕。


    这场灾害不仅覆盖了天启元年的旧旱区。


    更蔓延至陕西凤翔府、巩昌府、延安府、榆林卫，山西太原府、大同府，北直隶真定府、河间府、保定府及宣府镇，将北方多地拖入饥荒深渊。


    灾荒的形态远不止干旱。


    入秋后，太原及三关等地骤降大雨，汾河、滹沱河沿岸州县“横被淹没”。


    水灾引发“米价腾踊、流亡满眼”；


    水患未平，地震又至；九月间山西大同府新平堡、西阳河堡先后地震；


    新平堡“压伤人众”，西阳河堡更是“地震二日不止”，天灾接连不断。


    与此同时，素称富庶的浙江也遭遇罕见海啸。


    杭州、嘉兴、绍兴三府“风狂海溢”。


    这场“东南异常之变”摧毁民居数万间，溺亡数万人。


    其中杭州府海宁、绍兴府萧山受灾最为惨重。


    在所有灾区中，陕北的惨状堪称人间炼狱。


    在崇祯元年的大旱灾中，延安府“一年无雨、草木枯焦”。


    百姓饥而无食，纷纷“剥树皮掘石块而食，弃子于粪土”。


    甚至“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以致“死者枕藉，生者为盗，西北疆域几成无人之境”。


    西安府、庆阳府、汉中府等地情况也大多如此，百姓流离失所，没有粮食，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


    草吃完了就剥树皮吃，树皮吃完了就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地址发布邮箱 ltxsbǎ@ＧＭＡＩＬ．CＯＭ


    城门口的荒地上，饿死的人层层叠叠。


    活着的人麻木地从尸体旁走过，要么去抢官府的粮库。


    要么就跟着举旗的人走——与其饿死，不如拼一把。


    陕北的危机，早已埋下伏笔。


    这里治理结构复杂，延绥镇与延安府分属军政、民政系统。


    延安府既是延绥镇的后方基地，也是其重要兵源地。


    当地自然条件差、灾害频发，投军成了谋生出路，《延安府志》记载其“兵民参半，以饷为命”，民风亦骁勇善斗。


    万历以来，国家治理溃败的恶果在此显现。


    延绥镇军屯制度崩坏，本应“寓兵于农”的体系无法提供后勤支撑，边军只能依赖朝廷京运；


    更严重的是军队腐败，边军“卖于边官”“卖于参都”。


    或被司道、宗室、乡绅“占以供役使”，沦为私役。


    熊廷弼曾调延绥兵增援辽东，点验时“每唱一名叹一气，验一马堕一泪”，最终汰退一千三百余人，可见军队积弊之深。


    军饷的长期拖欠，成了压垮边军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饷源、运力双重匮乏下，陕北边军“食不果腹，衣不覆体”。


    饥饿，迫使着百姓冲破了王朝暴力机器设置的、但早已虚弱不堪的樊笼。


    饥民与边军的绝望交织，一场大规模起义风暴终于在陕西爆发。


    崇祯元年末，陕西数十支义军揭竿而起，其中几股势力尤为突出：


    府谷王嘉胤（原名王嘉引）：


    原延绥东路戍卒，因不满军中欠饷，与同乡吴廷贵逃回家乡经营黑市边贸。


    大旱之年，官府不救灾反加重盘剥，米价至冬攀升至斗米七钱，多年积蓄难饱饥腹。


    无奈十月与同乡吴廷贵率饥民拥进豪强富户家里抢粮。


    冬天，当黄河封冻后，王率义军转移到垣曲就食。


    河曲县令张天德拼死抵抗，起义军初临战阵，伤亡一百多人，吴廷贵阵亡。


    十一月，白水王二闻讯北上与之会合，聚众五六千人。


    王嘉胤当过明朝的边军，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懂战术，也懂组织队伍的方法。


    所以他一扯旗以后，很快就成了陕西各路反王中的盟主。


    安塞高迎祥（原名高如岳）：


    陕西安塞县人，早年靠贩马为生。


    整天和马打交道，因此练得骑射娴熟，膂力过人。


    贩马多年，高迎祥兜里却一直没什么钱。


    不是因为他不会做生意，而是因为他仗义轻财，经常拿钱接济穷哥们儿。


    这使他在当地颇有号召力。


    崇祯元年，明廷朝政腐败，全国饥荒连年，边军更为困苦。


    安塞边军操守见其贩马获利颇多，便想谋夺其产。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高迎祥无奈，死中求活振臂一呼。


    在“与其坐而饥死，何不盗而死”的呼声中。


    上千人响应，自号“闯王”，意思是闯荡天下的王者。


    以白帽白袍、白马为标识，成了战场上的“醒目仔”。


    宜川王左挂（原名王之爵）：


    十一月在宜川龙耳嘴聚众万人起义。


    延绥除了本地饥民饥军之外，宜川一带还有一个严重的不安定因素就是被异地安置的蒙古、女真降众。


    延绥位于明蒙边境前沿，是重要的降众安置地区，而这些人并不擅长农业生产，生计主要就依赖明廷发放军饷。


    正如延绥巡抚岳和声在崇祯元年初的奏疏中所言：


    发山海三屯降丁数百，改发延镇者，已抵镇。


    夫此辈扶老携幼而来斗大一城，栖止无所，不毛千里，耕牧无地。


    惟依饷以为命耳，仓库罄竭何从取给？


    非若此中军丁可迟至二十七月，而不为计口授食者，……


    法不能判，情不能谕，哗而为乱，势所必至。


    后边的发展印证了岳和声的担忧。


    王左挂其麾下核心将领苗美、飞山虎、大红狼等多为延绥安置的蒙古、女真降众。


    这些降众不擅农耕，全靠军饷为生，却因仓库罄竭无粮可领。


    正如延绥巡抚岳和声所言“哗而为乱，势所必至”。


    这支包含番汉降丁的义军，成了陕北早期规模较大的反明力量。


    洛川不沾泥（原名张存孟）：


    原山中猎户，因大旱无物可猎被迫起义，转战陕甘。


    他行事灵活、善游击，多次击败地方明军，队伍迅速发展，后虽降明却复叛被杀。


    汉南王大梁：


    十月率四百人起义，自称“大梁王”。


    后联合成县、两当农民扩至三千人，攻克略阳县，威胁汉中府治所南郑县。


    清涧点灯子（原名赵胜，又名赵四儿）：


    要说前面那些人起兵造反都是旱灾所迫无奈之举的话。


    赵胜起兵则可用倒了八辈子霉来形容。


    他原是清涧县书生，借住在本县石油寺里日夜攻书准备科举。


    因为无意之中撞破寺里龌蹉。


    被寺里买通知县诬告他夜间点灯于孤寺，像平话中描绘的黄巢那样造兵书谋反。


    被诬陷入狱后赵胜无以自明。


    被逼上了梁山，在解家沟花牙寺聚众起义。


    入狱后无以自明，被迫举家在解家沟花牙寺起义。


    堪称“倒了八辈子霉”的义军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