蹬了大半个月的三轮车，杜群总算摸着点门道了。地址发布邮箱 LīxSBǎ@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这世上什么活都有窍门，蹬三轮也不例外。头几天他像个没头苍蝇似的在大街上乱转，看见人招手就往上扑，一天蹬下来腿肚子抽筋，挣的钱还不够交租子的。后来他学乖了——他开始蹲点。


    “蹲点”这词是车站门口蹬三轮的老孙教他的。老孙五十多岁，蹬了八年三轮车，脸上的褶子比老树皮还深，一双手被风吹得跟砂纸似的。那天中午杜群蹲在路边啃馒头，老孙蹬着空车晃过来，把车往他旁边一停，递过来一根烟。


    “小伙子，新来的吧？”


    杜群接过烟，点了点头。


    “我看你在这儿转了好几天了。”老孙划了根火柴，先给杜群点上，再给自己点，“你这样跑不行。蹬三轮不是满大街瞎转悠——你得知道啥时候该去哪儿蹲。早上，医院门口，病人出院、家属探病的，一拨一拨的。中午，车站，长途车到站，拎大包小包的人多。下午，菜市场，大爷大妈买完菜走不动路，你帮他拎到楼上，还能多收两块钱。晚上嘛——”他弹了弹烟灰，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好地方。”


    “啥好地方？”


    “歌舞厅。”老孙把烟叼在嘴角，眯着眼看着街对面，“你晚上去歌舞厅门口蹲着，等散场。那些喝了酒的人，赶着回家的，出手最大方。五块钱的路他敢给你十块，找都不让找。你要是会来事，还能拉到包夜的活。”


    “歌舞厅？”杜群有点犹豫，“那地方……”


    “怎么？嫌不正经？”老孙嗤了一声，“挣钱还分正经不正经？我跟你说，这城里蹬三轮的，谁没几个私藏的蹲点。好地方没人告诉你，都是自己摸出来的。我告诉你是看你面善，又是新来的，换了别人我才懒得搭理。”


    当天晚上，杜群就去了。


    城东那条街上有三四家歌舞厅，霓虹灯招牌一个比一个大，红的绿的紫的，把半条街照得跟白天似的。门口停着一排小轿车，有桑塔纳有夏利，还有几辆他叫不出名字的进口车。穿着光鲜的男人女人进进出出，女人们踩着高跟鞋，身上飘过来的香水味浓得呛鼻子。音乐声从厚重的门帘缝里钻出来，咚咚咚的鼓点震得地面都在颤。


    杜群把三轮车停在街对面的一棵梧桐树下，跟其他几辆三轮车排成一排。几个车夫蹲在路牙子上抽烟聊天，看见他来，上下打量了一眼，没人说话，也没人撵他。发布页LtXsfB点￠○㎡杜群学着他们的样子，把脚搭在脚踏板上，靠着车斗等着。


    这一等就是三个钟头。


    街上渐渐安静下来，路灯的光晕里飘着细细的灰尘。杜群坐在车座上都快睡着了，忽然被人声惊醒——散场了。男男女女从歌舞厅里涌出来，有的勾肩搭背，有的脚步踉跄，说话声笑骂声混成一片，空气里弥漫着酒气和香水味。


    “三轮！”有人喊。


    “这边这边！”另一个方向也有人喊。


    车夫们纷纷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推着车迎上去。杜群看见一个穿着白衬衫打领带的年轻人从歌舞厅里走出来，领带松了半截，脸喝得通红，走路有点打晃。他站在门口张望了一下，朝杜群这边招手。


    “三轮！到城南幸福小区多少钱？”


    杜群刚想说“八块”，话到嘴边忽然想起老孙白天说的话，舌头一卷改了口：“十块。”


    “十块？”那人皱了皱眉，但也就皱了一秒钟，“行，走吧。”


    杜群把人送到幸福小区门口，那人下了车，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十块纸币塞给他，又摸出两个钢镚拍在他手心里：“不用找了，技术不错，挺稳。”杜群看着手里多出来的两块钱，愣了一下。这段路正常也就五块钱，他多要了五块，人家还给了两块小费。他在心里盘算了一下——要是每趟都能挣这个数，一个月还一千块不是梦。


    从那以后，杜群就盯上了歌舞厅这条线。


    他发现晚上九点到凌晨一点，是歌舞厅散场的黄金时段。出来的人分好几拨——最早出来的是有事要早走的，中间出来的是喝差不多了的，最后一拨是玩到尽兴才散的。越是晚出来的人，出手越大方。但他也试过熬到凌晨两三点，结果发现过了两点基本就没人了，白熬一宿，第二天的活也没精神干。权衡了一下，他定了自己的“黄金时段”——晚上八点到凌晨一点，五点五个钟头，能顶白天一整天。


    他还学会了看人要价。这是个精细活，比副食店称糖果难多了，称糖果是死的，看人是活的。


    穿西装打领带夹着公文包的，这种人最好说话。一看就是坐办公室的白领，工资高，花钱不太计较。同样的路程，跟这种人可以多要两三块。但也不能太离谱，太离谱人家也翻脸，有一回他张口要了十五，那人冷笑一声扭头叫了另一辆车，杜群白白蹲了一个钟头。


    穿花衬衫戴金链子、身边搂着女人的，这种人更好说话。他们最怕在女人面前显得小气，你报个价他眼皮都不眨一下就上车。但得分时候——散场的时候大方，来的时候不行。来的时候他们赶着进场，心情好归好，但觉得时间不紧，不急。


    最不好伺候的是那些喝得半醉不醉的。有的人上了车就开始叨叨，有人叨叨生意上的事，有人叨叨跟媳妇吵架的事，叨着叨着就在车上睡着了，到了地方怎么叫都叫不醒。有一回杜群拉了个喝醉的，到了地方那人躺在车斗里打呼噜，怎么拍都不醒，他只好把三轮车停在路边，蹲在旁边等了半个钟头，等那人自己醒过来。那人醒了之后迷迷糊糊地掏了十块钱给他，说了句“师傅辛苦了”，然后晃晃悠悠地上楼了。杜群攥着那十块钱，心想这钱挣得比搬瓷砖还累。


    还有一次，他拉了个三十来岁的女人，上车的时候还清醒，走到半路忽然哭起来，一边哭一边骂一个叫“陈建国”的男人，骂他负心汉，骂他挨千刀的，骂到最后抱着杜群车斗的扶手吐了一地。杜群把车停在路边，去街边的小卖部买了瓶矿泉水递给她，又拿车上备着的抹布擦了车斗。女人吐完了清醒了些，到了地方给了他二十块钱，说了句“你是好人”，然后踉踉跄跄地上楼了。杜群看着手里那张二十块的纸币，又看看车斗里还没擦干净的呕吐物，苦笑了一下，把抹布拧了拧继续干活。


    但最难的不是这些。最难的，是跟同行抢客。


    歌舞厅门口就那么几个位置，谁站C位谁先拉到客。杜群刚开始不懂规矩，把车停在正门口，被一个膀大腰圆的车夫堵住，那人的胳膊比他大腿还粗，站在他车前头，也不说话，就那么杵着。杜群跟他理论，那人只用一根手指头戳了戳他的车灯：“新来的吧？懂不懂先来后到？这门口的位置，是我老周的。”杜群没吭声，把车往后挪了十米。


    后来他发现，被排挤的不只他一个。有人比他来得还晚，干脆把车停在更远的巷子口，结果有个喝醉的人嫌门口车夫要价高，赌气走到巷口自己找车，刚好便宜了那个人。杜群看在眼里，心里多了一个心眼——不是所有肉都长在砧板上。他还发现有个同行专门在散场前半小时堵在后门，那地方不起眼，但偶尔有不想走正门被人看见的人从后门溜出来，一出来就叫他的车。杜群试过两回，确实有收获，但概率不高，后门太冷清，有时候蹲一晚上蹲不到一个人。


    嘴也练出来了。


    头几天他张不开嘴，问价钱的时候声音小得跟蚊子叫似的。现在已经能大大方方地跟人讨价还价了。“老板您去哪儿？十块，保准比他们稳当。”“大姐您坐好，慢点，有坎儿我绕一下。”这些话一开始说得别扭，说多了就顺溜了，顺溜到最后他自己都分不清是真的热情还是生意经。他甚至还学会了根据不同的人换不同的称呼——中年男人叫“老板”，年轻小伙子叫“哥”，女人统一叫“大姐”，碰到年纪大的叫“叔叔阿姨”。这种称呼的变化看起来不起眼，但管用。叫对了称呼，人家脸色都不一样。


    这天晚上，杜群拉了一个穿灰夹克的中年男人。那人上了车，报了个地址，就靠在车斗里不说话了。杜群蹬着车穿过大半个城，拐进一条黑漆漆的巷子，巷子两边的墙壁上爬满了黑乎乎的油烟渍，墙角堆着废弃的泡沫箱和破家具。车到地方的时候，那人下了车，从兜里掏出一张五十的票子递过来。


    杜群翻了翻腰包：“老板，我这找不开……”


    “不用找了。”那人摆了摆手，转身往楼里走。


    “老板，这太多了……”


    那人头也不回地说了句：“你们蹬三轮的也不容易。拿着吧。”


    杜群站在楼下，捏着那张五十块的钞票，路灯黄黄地照在他身上，把他和那辆深绿色的旧三轮车一起笼在光里。五十块——差不多是他刚开张那会儿一个礼拜才能挣到的数。他把钱仔细地对折了两下，塞进裤兜最深的那个口袋里，又用手在外面按了按。


    回到出租屋的时候，赵云强还没睡，坐在床上用旧报纸糊墙。墙上有一道裂缝，冬天的风从缝里灌进来，冷飕飕的，他拿浆糊把报纸一层一层往上贴。刘娟侧身靠在床头上，肚子已经很大了，呼吸有些沉。


    杜群把今天挣的钱从兜里掏出来，一张一张摊在折叠桌上。皱巴巴的纸币，有十块的，有五块的，有一块的，还有几个钢镚。他数了数，又数了一遍，抬起头看着赵云强。


    “多少？”赵云强放下浆糊刷子。


    “三十八块五。”


    赵云强吹了个口哨：“可以啊！快赶上我卖鱼了！”


    杜群把钱收好，拿皮筋捆成一卷。他把那卷钱和枕头底下的欠条放在一起，然后走到窗户边上，看着外面黑洞洞的巷子。远处歌舞厅的霓虹灯已经灭了，街上只剩下几盏昏黄的路灯，照着空荡荡的路面和几片被风吹得打转的梧桐叶。


    “歌舞厅门口那地方不错。”他像是自言自语，“明天换个歌舞厅试试。”他转过身来，从窗台上拿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又说了句，“城西那边还有几家，据说比这边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