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画着方向的纸，我折了三折，贴身放了一夜。发布页Ltxsdz…℃〇M天亮前掏出来摊开，又看了一遍——大南街，荣记，箭头指着对面那间空铺。
天亮以后，我去了。
大南街的三伏天，日头白晃晃地砸下来，柏油路晒得发软。荣记的老板娘坐在门口的小凳上扇扇子，扇得慢，看见我过马路，扇子停了一下。
「后生仔，你找那间铺？」
我点头。她朝对面努努嘴，眯着眼，声音压得低：「那个后生女回来过。住了几日，又走了。」
她没问我找谁，我也没问是哪个后生女。对面那间空铺卷闸拉起一半，露出里头一扇木门，虚掩着，门缝里漏出一条日头。
我走过去，手按在木门上。门没锁，一推就开。
屋里很静，静得能听见荣记那头的冰柜声隔着一堵墙嗡嗡地响。灶台擦得干净，台面干爽，水渍是今早的。碗筷只有一副，一只碗、一双筷子，倒扣在灶台边上，摆得整整齐齐。窗台下放着一罐老姜，盖子虚盖着，我一进门就闻见了那股味。
我认得这个味。大南街那间屋的灶台上，也有一罐这样的姜。旧账本封皮夹层里那粒干姜屑，也是这个味。老萧后厨那锅姜撞奶，用的也是这个味。
我伸手碰了碰姜罐。盖子冰凉，底下还有半罐姜，切口新，边缘还潮着——有人走之前，刚用过。
屋角晾着一块毛巾，干了，叠得方正。扫帚立在门后。整个屋子像被人仔仔细细收拾过，一样一样放回原位，再轻轻带上门，走了。
像有人住过，又走了。
我站在灶台边，把屋子看了一圈，最后落在那张小桌上。
桌上放着一封信。没有压，没有镇，就那么平平整整地摆着，像摆了很久，又像刚放下。发^.^新^.^地^.^址 wWwLtXSFb…℃〇M信封上没有邮票，没有地址，只有三个字：
阿乾收。
是她的字。圆一点，收笔重，写「乾」字最后一竖总往右带一点。从糖水铺的字条，到总单残页底下的铅笔字，十几年，一笔都没变过。
我拿起信。信封口没封，纸是对折的便条纸，薄，透光。
我拆开，把纸展平。信很短，她的字一行一行铺在纸上，密，不乱，像排队等开门的人。
「阿乾：
你看到这封信，我已经走了。账没清，我不敢在一个地方站太久。
字我给你留过两行，你没来。我想，不是你不想来，是那页账还没清，你走不开。我也一样，走不远。
这间铺子，我租下来住过几日，离荣记近，离那间屋也近。我还是怕下雨，出门总带着伞。那晚你在后头追我，我没敢回头——我想，等我准备好了，再让你看见我。
妈妈是谁接走的，我不知道。我最后一次看见她的字，是大南街那间屋。她写了一叠信，一封都没寄出去。她叫我走远点，别再回来。我走了很远，又回来了——因为你说过，那就都不躲。
那页账，你算清了吗？
我信了，才敢回来。
照片在信纸底下。」
我读完一遍，又从头读了一遍。
读到「那页账，你算清了吗」，我停住了。这句话我问过自己很多遍——从拿到总单残页那天起，从七月十五坐账桌那天起，从孟老大在病床上用手指划出「深埗」两个字那天起。我一直以为，是我在问自己。
原来她也在等这个答案。孟老大走之前问我：看完了，再来告诉我，那页账你算不算得清。他没能等到我的答案。现在，写信的人也问我一模一样的话。
「等账清了。」荣记老板娘转述过她的话。我从前以为她说的是孟老大的账、永利的账、坤哥的账。原来从头到尾，她等的都是这一页。
「你说过，那就都不躲。」
这句话，我没对任何人说过。九龙春后厨的深夜，账房台灯底下，我只对自己说过。
她没听过。可她写：你说过。
我盯着那行字，盯了很久，久到窗台上那条日头移了半寸。后来我想明白了——她说的「你说过」，是她早就知道我会这么答。从那天她站在糖水铺门口说出那句话起，她就知道我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把这句话答给她听。孟老大到死才想明白的事，她从一开始就知道。
那晚巷口撑伞的背影，果然是她。她说她怕下雨，所以伞一直跟着她走。
我把信放下，才看见信纸底下压着一张照片。
彩色的，边角微微卷起，像在口袋里揣过。照片里是一间铺子的门口，门脸不大，招牌白底黑字，四个字：允记糖水。
允儿站在招牌底下，系着围裙，手里端着一碗姜撞奶，正侧着头跟人说话。她比记忆里瘦了，头发剪短了，眉眼还是那样。笑的样子也没变，眼尾先弯，再露牙。
我认得这个笑。以前在修车行，隔壁就是那家糖水铺，我隔三差五过去，不为糖水，为看她一眼。她总是先看见我，把碗往柜台上一放：来了。糖水烫，她递过来的时候，指尖在碗沿上多停了停。
那条街我没去过。招牌上的字是她自己写的，那笔锋我认得：圆一点，收笔重。
她把铺子开起来了。
我忽然想起铁匣里那张旧菜单的背面，允儿妈妈的字：「等你长大了，自己开一间。」妈妈写这句话的时候，允儿还是那个摔了跤会爬起来，笑着说「我以后也开一间」的小女孩。
她真的开了一间。
我捏着照片，指腹蹭过照片上她的脸，不敢用力。照片是新的，可她站在门口的样子，像已经站了很多年——像她等这间铺子，等了很久。
我坐回小桌边。她大概也坐过这里，低着头，笔停一停，想好了才落一行字。这封信是她在这间铺子里写的，写写停停，把话在心里过了一遍，才肯落笔。
信的末尾，没有落款，没有日期。只有一行更小的字，像是写到这里，笔停了一下，又落下去：
「第三个名字，不是我写的，是留给你的。」
我把信折好，折得很慢，顺着她原来的折痕一点一点压回去，收进贴身的软皮本里。
手在抖。
孟老大死那晚，我的手没抖。七月十五坐账桌摆牌那晚，我的手也没抖。现在，站在一间空铺里，捏着几张纸，手却抖了。
她回来了。她回来过。她在这间铺子里住过，用过那副碗筷，用那罐老姜做过姜撞奶，把信放在桌上，走了。她还在等那页账清，还在等我算清那页账。
我走出去，把木门带上。门没有锁，我也不会上锁——她要回来，随时推得开。
站在大南街的太阳底下，我回头看了一眼那间空铺。荣记老板娘还在门口扇扇子，隔着整条街的热气，她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
太阳晒得后颈发烫。我伸手进怀里，隔着软皮本按着那封信。
那天我以为，她终于回来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她只是等在账清的那一边——而我这边，账还没清。她把第三个名字留给我，是知道我会走到这张账桌前，亲手把那个名字写下去。
可我站在太阳底下，还是不知道：
那页账，算不算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