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昌的旧档不在街面上。地址发布邮箱 ltxsbǎ@ＧＭＡＩＬ．CＯＭ
从元州街那栋灰楼侧面的铁楼梯上去，二楼尽头一扇铁门，绿漆剥落，露出底下的铁锈，锁是铜的，擦得发亮。我找过那么多门，只有这一扇的锁眼没有锈。八月十三，三伏的日头晒得铁扶手烫手，楼梯每一级都微微发颤，踏上去嗡一声，像在应我的脚步。
关守义提过这地方，只提了半句：恒昌并进永利那年，旧纸没跟着搬，留在元州街。看档的姓徐，不信衙门，也不信财务公司，人还在，档归了永利，他守着。
我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屋里没有窗，日光灯的光从门缝底下漏出来，白得发青，夹着一股味道——纸、铁锈、樟脑，十五年没换过的空气。我敲门，门开了一条缝，又合上，里面有人隔着门问：找谁？
九龙春的账房，来找徐伯。
门后静了静。门重新打开。
徐伯站在门里，老花镜挂在脖子上，镜片迎着楼道的光，反出两片白。他上下打量我，目光停在我卷起袖口的胳膊上。
后厨的油烟。他说，洗不掉。恒昌跟九龙春对账那几年，这味我闻了十五年。
我接摊了。我说。
孟老大的摊子。他重复了一遍，像在称一件东西的分量，他没了，我听说过。你是新的。
账房。
账房。他侧身让路，进来吧。话我先放这儿：档是档，人是人。你问档，我答你档里有的；你问人，趁早走，我答不了。
屋里的日光灯嗡嗡响。五组铁皮柜靠墙排开，一人多高，同一种绿漆，擦到发亮的地方能照出人影。柜门上都贴着编号，白纸黑字，边角压得平平整整，像昨天才贴的。
我在柜台前站定，没有急着开口。徐伯也不催，回到柜台后面，把老花镜架到鼻梁上，翻开一本簿子，笔尖悬着，等我说话。
恒昌存件，托本号代管，凭条取回，收讫。我说。
他的笔尖停在半空。
过了很久，他抬起头，隔着镜片看我：这行字，你从哪本账上看来的？
九龙春旧账本，后半本，十五年前那一页。我从怀里掏出软皮本，翻开，摊在柜台上，我誊的。你对着看看，有没有抄错。
他没接软皮本，探过身，隔着老花镜端详了半晌，然后摘下眼镜，在衣角上擦了擦，戴上，又看了一遍。
十五年没人来问过这行字。发布页LtXsfB点￠○㎡他说，你倒问得准。存件，凭条取回，收讫——两个字是后补的。你既誊得到这行，就该看出笔色不对。
墨是新添的，笔画跟着原来的走。我说，补的人怕人看出来，字却练过。
徐伯抬眼看了我一眼：你还看得出这个。
我是账房。我说，看墨，是吃饭的手艺。
他把软皮本还给我，合上簿子，从柜台后面绕出来，走到最里头那组铁皮柜前，掏出一串钥匙，开了一扇柜门。柜里没有账册，躺着一个铁皮盒，盒上一把挂锁。他开锁，从盒里取出一张纸，平放在柜顶上，朝我招招手：你站近点看。
我走过去。纸是恒昌的信笺，泛了黄，折痕压得平平整整，没有一道新皱——徐伯经手的东西，每一样都像刚从档里抽出来的。上面一行钢笔字：五月十五，凭条取回存件，档结。
下面是签名栏。签名笔画有点急，收笔拖了一下，像不太习惯签这种文件的人，笔力倒稳。
凭条是允家的。徐伯说，十五年前收存件，凭条开给谁，取件就得凭条来。这张凭条，一直留在允家手里。
他顿了顿，目光落回签名：签字的不是她妈妈。她妈妈的字我认得——她给我写过一封信，一笔一画，像刻的。这不是。
那是谁签的。我说。我知道答案，还是问了。
徐伯没有回答，反而问我：你认得她，对不对？
日光灯在头顶嗡嗡地响。满屋的纸味沉下来，我忽然觉得元州街的日头，其实从没晒进来过。
认得。我说。
那收笔拖的一下，我在空铺的信上见过——她写账没清，不敢久站的时候，也是这么收的笔。十年了，字还是她十来岁练出来的那一路。
徐伯看着我，看了很久。他快六十的人了，脸被档案室的灯照得发白，皱纹一道一道，像编号贴纸起了边。他没说信，也没说不信，只把那页提档记录收回去，锁进铁盒，铁盒锁进柜子，钥匙串在手指上绕了一圈，才开口：你从九龙春过来，就为问这一行字？
不止。我从软皮本里取出另一张纸，折了两折，摊开放在柜台上，这个，你认不认得。
是那张字条。「那页账，你算清了吗？」八个字，一笔一画，誊账的人的手。
徐伯低头看它，没有拿起来，就着柜台的光，端详了一阵。然后他说：认得。我写的。
我等着他往下说。他像在给自己一点时间，摘下老花镜，捏着镜腿，慢慢地说：受人所托。她问我，有个账房的后生，在算一页账，算到哪了。我说我不知道，我没见过他。她说，那你替我问他一句——那页账，算清了吗。
她让你把字条放进九龙春的账房抽屉。我说，账房的门锁着。你怎么进去的。
徐伯抬眼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在说你问得倒细。他绕回柜台后面，拉开最底下一个抽屉，从里面取出一把钥匙，铜的，磨得发亮，用一根旧棉线穿着。
恒昌托管存件那几年，九龙春给过一把账房的钥匙，对账用的。他说，十五年，锁没换过。孟老大是个念旧的人，锁念旧，钥匙就念旧。
原来钥匙不止一把。我在账房数过多少回钥匙串，一直以为这扇门的钥匙，只有我手里那一串。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她妈妈当年也配过一把。二十七号的锁，是她的钥匙。她走之前，两把都留在我这儿。
二十七号。我重复这三个字。
深水埗大南街二十七号，后座。徐伯说，她妈妈住过的地方。她走了以后，屋子空着，没人住。我隔一阵去看看——屋是空的，信还在。
他重新戴上老花镜，声音低了半度：那些信，是她妈妈写给阿允的，一封都没寄出去。我每次去，按日期码齐，收进抽屉。档案的习惯，改不了。
屋里的日光灯闪了一下，又稳住。我看着他，忽然想起另一个画面——大南街的夜里，路灯底下那个背影，走到二十七号门前，用钥匙开门，站了一会儿，又走。锁眼边沿的白印，是钥匙常年磨出来的。
那晚在大南街，是你。我说。
徐伯没有否认。他抬起头，隔着镜片看我，语气很平：你跟着我，我知道。元州街这条路我走了四十年，身后有没有人，我心里有数。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就是想看看，你会不会跟上来，会不会进屋去看那些信。
我看了。我说。
我知道。他说，信你没弄乱。这个我看得出来。你是个会翻纸的人。
这句话让我站住了。一个会翻纸的人——他说得轻，落在我耳朵里却不轻。我翻过的纸太多了：旧账本、封皮夹层、誊本、菜单、残页，每一张纸后面都站着一个人，而我一路翻过来，今天才第一次翻到翻纸的人面前。这句话，我后来记了很多年。
有人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说，有人比我先找到她，断尾断得干净。那个人是你。
徐伯没接话，低头把那张字条折好，推回我面前：字条你留着。话是她让我问的，你答不答，随你。
我答。我说。
他看着我，等我往下说。
那页账，还没算清。我说，但八月十五之前，我会给她一个交代。
徐伯的手停在柜台上。过了好一会儿，他开口，声音很轻：你连她约的是八月十五都知道。
她写信给我了。我说，允记糖水，伙计转交的。
她开铺了。徐伯说，像在确认一件等了很久的事，她妈妈跟我说过，阿允小时候摔跤，爬起来就说，以后自己开一间糖水铺。她妈妈把这句话写在一张旧菜单上——等你长大了，自己开一间。
他从最里面的抽屉取出一张纸，纸色发黄，油墨斑驳，边角卷起。我认得那油墨的印记——我见过它，印在那张字条的背面。糖水铺的旧菜单，和封皮夹层里那张是一对。
这张菜单，我从二十七号拿走的。徐伯说，她妈妈的字，不能让生人翻来翻去。写字条那天，我把它垫在纸底下——纸薄，油墨透过去了。我没想到你会顺着这点印子查到这里。
我查到这里，靠的是这页账。我说，账上的人，我找了很久。
徐伯摘下老花镜，挂在脖子上，眼睛望着铁皮柜顶，目光穿过满屋的纸，不知落在哪一年。最后他摆了摆手：档是档，人是人。今天你问的，都是档里有的。人，我没答你。
我道了谢，走到门口，手搭上铜锁，身后传来他的声音：后生。
我转过身。
徐伯站在柜台后面，日光灯的光把他的影子压得很短，他看着我，像看着一页刚翻开的账：她问过我，你会不会来。
我没答。
我说，你来了我就告诉她——账要是没算清，就别来见她。他顿了顿，可她说，你一定会来。
我走出那扇铁门，反手带上门，走下铁楼梯。日头兜头兜脑地罩下来，三伏的天，元州街的柏油路晒得发软，鞋底踩上去，微微陷下去一点。街口电器铺的喇叭放着粤曲，唱到高音走了调。我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那扇铁门——绿漆剥落，铜锁发亮。十五年，没有人来问过那一行字。
「那页账，你算清了吗？」
她说，你一定会来。
八月十五，只剩两天。我站在日头底下，第一次觉得「算清」两个字有了具体的形状——账本上销掉的一笔数，窄巷那头一个打伞的人，等了我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