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祥对佛郎机地理方位之判断相对准确得多。他认为佛郎机可能就是元代进贡天马的佛郎国，与大食帝国为邻。其《静虚斋惜阴录》卷12云：考历代史传，并无佛郎机国之名，止有拂林国。元世祖（当为元顺帝——笔者注）至正间有佛郎国进异马，或者是其国也。又唐史西域传开元中大食国献马不拜，有司将劾之，中书令张说谓殊俗幕叉，不可置之罪，玄宗赦之。使者叉来辞，云国人止拜天，见王不拜也，有司切责乃拜远夷之桀骜如此。却其贡而逐之，圣明之见远矣。由此观之，则佛郎机亦大食之邻境也。
延至明朝后期，随着欧洲传教士的不断来华和明人世界地理知识的日渐增多，不少人已经知道佛郎机属于欧洲国家，在晚明中国人自己绘制的世界地图上，佛郎机已经有了较为合适的地理位置。
对佛郎机之人种属性，明人已有一定认识。茅瑞征说，佛郎机人“身长七尺，高鼻白皙，莺嘴猫睛，须卷而发近赤，亦多髡首，剔须。”[4]卷5，佛郎机张燮《东西洋考》卷5《吕宋》云：“佛郎机身长七尺，眼如猫，嘴如莺，面如白灰，须密卷如乌纱，而发近赤。”熊明遇日：“其人深目而多须髯”[9]。
如此记载不一而足，不必多引。他们已从发肤颜色、面部特征、身材体格等方面对佛郎机人作了初步描述。由于东西人种的巨大差异，加之找不到合适的人种归属，不少明人文献对此只好存疑处之。黄衷《海语》卷上《满刺加》云：“佛郎机不知何种，素不通中国。”所谓“不知何种”，正是一种存疑待考的态度。
令人可喜的是，蔡汝贤在《东夷图说·黑鬼》中比较了非洲黑人和欧洲白人的不同之处，并且首次使用了“白番鬼”这一称呼。他说：“黑鬼即黑番鬼，号日黑奴……或日猛过白番鬼云。”其“白番鬼”乃指佛郎机。“白番鬼”一词的使用表明，蔡汝贤已经把葡萄牙人归属于白色人种。这一称谓是对中国传统之“色目人”内涵的重大突破，为进一步认识佛郎机人种奠定了基础。火器、战船认识在明人佛郎机观中占有相当比重。《明武宗实录》卷194“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丑”称：“佛郎机最号凶诈，兵器比诸夷独精。”所谓“兵器比诸夷独精”，指的正是其火器与战船在当时有着无与伦比的技术优势。火器即佛郎机铳，亦简称佛郎机。顾应祥云，佛郎机铳原出佛郎机国，因国名而名之。其最大特点是铳分子母，母铳腹大，予铳数多，子铳事先装填药弹，战时轮流装入母铳，随装随发，杀伤力因此大大提高。试验发现，其射程在二百步左右，百步内威力较大，击大击小，皆能得心应手[101]12。
嘉靖初，广东官军对窃居屯门的葡萄牙人进行清剿，葡人以佛郎机铳相拒，官军“苦无如彼铳何”[9]。正是在中葡军事冲突中，明人逐渐加深了对葡人火器威力之认识。他们眼中的佛郎机“大者千余斤”，“中人立死，[4]卷5?佛郎机，大可摧木石，细能击雀。[9]其火药配方亦与中国大不相。明人称佛郎机战船为蜈蚣船。其船身体细长，底尖面阔，两边列置船桨数十条，形状酷似蜈蚣，故而名之。茅瑞征说：蜈蚣船底尖面平，不畏风浪，用扳捍蔽矢石，长十丈，阔三尺，旁架橹四十余，置铳三十四，约每舟撑驾三百人，橹多人众，虽无风可疾走，铳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卷5，佛郎机茅元仪亦云：其形如蜈蚣，其制始于东南夷，以驾佛郎机铳……底尖面阔，两旁列楫数十，其行如飞，而无倾覆之患，故仿其制造之，则除飓风暴作，狂风恕号外，有无顺逆，皆可行矣。况海中昼夜两潮，顺流鼓丰世，一日何尝不数百里哉！其船内两旁各置大铳四五个，在舱内暗放，敌船不敢近，故得横行海上。竿资乘”水二。战船二。蜈蚣船佛郎机之殖民本性是明人认识的热点之一由于正统以后明人之海外知识已大体局限于马六甲海峡以东，所以他们关于佛郎机殖民扩张之认识是从满剌加亡国开始的。黄衷说；正德问，佛郎机之舶来互市，争利而哄，夷王执哪哒囚之。佛郎机归诉于其主，议必报之。乃治大舶八艘，精兵及万，乘风突至。时已逾年，国中少备，大被杀掠。佛郎机夷酋进据其宫，满剌加王退依陂堤里。[12]卷上？
满刺加把殖民贸易争端当作佛郎机入侵满刺加的重要原因。蔡汝贤亦持此论。除满剌加外，明人还关注佛郎机对其它东南亚国家的殖民侵略。佛郎机在中国沿海的侵略活动更引起了中国人的高度警觉。
利玛窦写到：葡萄牙船只的规模，他们异乎寻常的装备，他们火炮的轰鸣，都只能增加中国人内心的恐惧。他们相信这些佛郎机人是强健的战士和各个国家的征服者，佛郎机的帝国是没有边境的，除非是到世界的尽头。[1]14有基于此，不少人把佛郎机看成是侵略成性的白人国家。何乔远说：“佛郎机，黠夷也……行贾无所不至，至则谋袭其国人。”甚至视佛郎机为满剌加三害之一（13]王亭记满刺加。许大受断言，将来继贵州杨氏为患中国者，必为澳门佛郎机。他说：嘉靖问，澳门诸夷不过渐运木石驾屋，若聚落尔，久之独为舶薮。今且高筑城垣以为三窟，且分遣间谍，峨冠博带，闯入各省直地方，互相交结，即中国之缙绅，章缝折节相从，数千里外，问候不绝，得其馈道者甚伙，频年结连吕宋、日本，以为应援。凡我山川厄塞去处，靡不图之于室。居恒指画某地兵民强弱，帑藏多寡，洞如观火，实阴有觊觎之心。时时炼兵器，积火药，适且鼓铸大铳无虚日，意欲何为？此岂非窥伺中国，睥睨神器之显状耶？（14）卷4圣朝佐辟但在这一问题上，明人认识尚有差异。林希元认为，佛郎机来华旨在贸易赢利，绝非有意为盗。他说，佛郎机初来中国，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束檀乳诸香，与沿海商民交易，其价平允；而日用饮食之物皆由我边民供应，米、面、猪、鸡之价倍于平常，故边民乐与为市，未尝侵扰边疆，杀戮人民，劫掠财物。佛郎机不仅不为强盗，而且担心海盗剽掠累及自己，主动为我驱逐海盗。“据此贝0佛郎机未尝为盗，且为吾御盗；未尝害吾民，且有利于吾民也，”（14]卷5，与翁见愚别驾书。启祯时期，由于后金问题目趋严重，明朝曾数次招聘澳门葡人铸造火炮，教练钪法。这一做法在明朝内部引起激烈争论。礼科给事中卢兆龙认为，澳门葡人心怀叵测，坚决反对招引入内。徐光启等则持相反看法。他在《闻言内省疏》中辩称，葡人、荷人，顺逆不同，“红夷之志欲剪澳夷以窥中国……澳夷之志欲强中国以捍红夷，”i15）卷35？崇桃缉六月辛酉，主张借用葡人之力巩固国防。关于佛郎机社会风俗，明代文献记载甚多。其食人风俗尤为时人津津乐道。黄衷云，佛郎机窃据东莞屯门，设栅自固，“掳婴儿烹食之。”（12]卷上，满刺加（万历）《广东通志》卷69《番夷》称，正德中，佛郎机人来广东，“数掠十岁以下小儿烹食之，率一口金钱百文，恶少缘以为市。广人咸惴惴，莫必其命。”严从简甚至详细记载了佛郎机人烹食小儿之方法：其法以巨镬煎水成沸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卷。需要说明的是，明人对于佛郎机食人风俗之传说与欧人对加勒比诸地食人习惯之记载一样，都是基于某种谣传的推测，未必真有其事。明人对佛郎机宗教信仰已有较多了解。顾应祥在初识佛郎机人时就说，其“头目常看书，取而视之，乃佛经也。”（10]卷12蔡汝贤亦云：“其俗不尚鬼，信佛，喜诵经。”i3）这里的“佛经”当然不是指佛教经典，而是对基督教《圣经》的拟同性称呼。在对欧洲宗教不甚了了情况下，明人只能采用佛来称呼天竺以西的西天宗教，“佛”已不单单仅指佛教。茅瑞征记录了佛郎机之礼拜斋戒。他说：“俗信佛，喜诵经，每六日一礼佛，先三日食鱼为斋，至礼拜日，鸡豕牛羊不忌。”（4）卷5，佛郎机所谓“每六日一拜佛”，即言其每隔六日一礼拜；所谓“先三日食鱼为斋”，是说天主教小斋。待至耶稣会士特别是葡籍会士来华传教，佛郎机宗教信仰遂更多展现于中国人面前。明人所认识的佛郎机婚俗主要包括：婚姻以家世财产论、不用媒妁通聘问、教堂成婚教士主婚、女方妆奁之费数多蔡汝贤说，（其）“婚娶论财，无媒妁，家世相敌，即诣佛前相配，以一僧为证，谓之交印，遂携妇归。男聘以十四，责女之奁资常数倍，奴囝有五六房者，故外家非千金不以嫁女。”13《皇明象胥录》卷5《佛郎机》云：“婚娶论财，责女奁资数倍，无媒妁，诣佛前相配以僧为证，谓之交印。”关于社交礼节，明人称其贵贱相见。贱者以脱帽示敬，一般人相见则以扪心为敬；误扪其首则勃然忿争。（3）佛朗机在外交场合也没有东方的跪拜礼节[10）卷；明人所认识的佛郎机服饰是“贵者戴冠，贱者项笠……上着衫，腰穿长樗，下垂至胫，足有皮屦。衣服极沽。用琐袱、西洋布、琐哈喇，或中国丝绵铀段为之，颜色惟意”（3）.所了解的佛郎机饮食是“饮食不用匙箸，富者食面。贫与奴仆食米。”[4）卷5？佛郎机明人所记佛郎机物产极为丰富。蔡汝贤《东夷图说·佛朗机》云：“其产有犀、象、珊瑚、眼镜、琐袱、天鹅绒、琐哈喇、苏合、番段之属。”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卷12云：“所进方物有珊瑚树、片脑、各色锁袱、金盔甲、玻璃等物。又有一种如红绒褐，名撒哈刺，三刃剑一口，又一剑，铁，可折转。放手即直，其锋甚利。”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5《佛郎机》云；“相传其国颇富饶，多畜犀角、象牙、珠贝、胡椒。”《东西洋考》卷4《西洋列国考·麻六甲》记佛郎机“瑷建”，日：“俗称眼镜。《华夷考》日：大如钱，质薄而透明。如琉璃，色如云母，每目力昏倦，不辨细书，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笔画倍明。”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物产远非葡国重要物产之全部，而且并非全为葡国所产，如犀角、象牙、珠贝、胡椒、珊瑚、片脑之属皆为葡国热带殖民地物产，明人不知。误为葡萄牙物产，反映了对葡认识的片面性。明人对佛郎机语言文字亦有一定认识。熊明遇称“佛郎机……画革旁行以为书记”，与中国书写方式大不相同（9）。何乔远《名山藏·王享记·满刺加》云：“佛郎机有使者日亚三，能通番汉，贿江彬。荐之武宗，从巡幸，武宗见亚三，时时学其语以为乐。”如是，则明武宗亦曾学习葡语延至明末，天主教士将拉丁文字带入中国，明人对此佛郎机文字遂有更多认识。明人佛郎机观是继大秦（拂蒜）观之后古代中国人对于欧洲国家的又一具体认识，与此前之大秦（拂秫）观相比。明人佛郎机观表现出了新的特点。（i）明人佛郎机观是在新航路已经开辟、全球化进程正在起步这一崭新国际背景下逐渐形成的。新航路的开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彻底打破了旧文明时代不同文明区域条块分隔、平行发展的隔绝状态，使世界范围内不同文明区域之间的交流融合由可能变成必然，由偶发变成常态，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进程亦由此开始。地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中国和葡萄牙正是在此背景下走到一起，实现交流，相互认知的。从一定程度上讲，明人之认识佛郎机乃是全球化起步阶段不同文明区域之间交流融合的必然结果，是明代中国人对早期全球化的自然反应，体现了他们对这一世界历史大势的不自觉顺应。（2）明人佛郎机观是在明代中国人未得亲履其地情况下，以东来欧洲人特别是东来葡萄牙人为认识媒介，以并非完全主动接受的佛郎机相关信息为依据而形成的。认识来源于认识主体的目见耳闻。是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进行加工后所获得的关于认识对象的基本印象。但是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明代中国人没能涉足葡萄牙，缺乏对葡萄牙进行积极主动的调查研究。没有获得关于葡萄牙的第一手资料。他们认识佛郎机的基本素材皆来自于东来欧洲人，尤其是东来葡萄牙人。葡萄牙殖民者在这一认识过程中表现得相当主动。从佛郎机占领满刺加，到佛郎机骚扰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再到佛郎机以非法手段窃居澳门，并以澳门为基地发展对华关系，葡萄牙殖民者不断以认识对象反作用于认识主体的特殊方式向明代中国人传递佛郎机信息。正是由于葡萄牙殖民者的不断灌输、刺激，才最终促成明人关于佛郎机的一般认识。（3）作为对于欧洲具体国家之又一个案认识，明人佛郎机观在认识深度与认识广度较此前之个案认识大有进步。在地理方位上，此前之大秦（拂棘）观虽云大秦近于日没处，但并不知道大秦属于欧逻巴，对其国家所在之描述相当粗略；在人种归属上，此前之大秦（拂秫）观不知道大秦人种属于白色人种，而认为大秦人长大平正，有类中国，与中国人种大体一样；在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方面，此前之大秦（拂秫）观也是传闻多于事实，认识偏差较大。与此相比，明人佛郎机观则有了重大发展，如明人认识了佛郎机之真实名称，认识到了佛郎机属于白色人种，认识到了佛郎机之火炮战船，认识到了佛郎机之殖民扩张，认识到了佛郎机之宗教信仰，这些认识不仅涉及面更广，而且相对准确。体现了明人对欧洲的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量的增加与质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明人对欧洲的认识的较高水平。第四，明人佛郎机观适时作用于明朝之国家政治生活，发挥了认识对社会的实际影响力。以下两点足以说明这一影响的巨大而深远。其一，基于对佛郎机火器之既有认识，明人掀起了仿制佛郎机铳之热潮，并将其装备到沿边军队中，实现了军事装备的革命性变化。何儒、汪钱是明人早期学习葡萄牙军事技术的代表人物。
《殊域周咨录》载：“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汪）弦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赉，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10）卷9？
何儒通过内线从葡萄牙人那里获得的佛郎机制造技术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汪珐正是利用杨三、戴明等人研制的佛郎机铳打败了葡萄牙人，达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除在东南沿海地区仿制装备佛郎机外，北部沿边地区也大量仿制装备佛郎机汪珐是最早呼吁以佛郎机为沿边守备主兵器的明代军事家。
嘉靖九年，汪上言，国家于沿边地区各设重镇，驻扎重兵，又设墩台城堡，为了望之所，其为守御之计，似无不周。然每当蒙古内犯，镇兵终难抵御，此何故也？盖墩台初无遏截之兵，徒为嘹望之所，而城堡又多不备，所执兵器不能及远，所以往往覆败。为令之计，当用臣所进佛郎机铳，小如二十助以下、远可六百步者，则用之墩台，每墩一铳，以三人守之；大如七十肋以上、远可五六里者，则用之城堡，每堡三钪，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星列棋布，无有空阙，贼将无所容足，可以收不战之功。[16]7，嘉靖几年九月辛卯兵部尚书李承勋积极支持汪铉提议。在嘉靖皇帝和兵部推动下，佛郎机很快成为九边御敌之第一号兵器，促成了沿边主装兵器的实质性变化。其二，基于对葡萄牙游离于朝贡体制之外但又必须发展中葡贸易关系之既有认识，明人在处理中葡关系时，开始有意绕开朝贡体制，寻求一种以经贸关系为主要内容、以和平务实为虽终目的外交新模式。
1554年，葡萄牙特许到东方的船长苏萨通过与广东地方官员的接洽商谈，终于得到他们允许，葡萄牙与中国开始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朝贡贸易关系的新型贸易关系。这种中葡之间寻求确立的新型国家关系与传统朝贡关系明显不同，可以看作是明朝自身对于自己一贯奉行的朝贡外交模式的局部修正。此一修正虽然力度不大，范围也极狭窄，但它却是中国由古代外交模式向近代外交模式进行艰难转折的开始，此后之明清王朝虽然仍旧坚守朝贡外交模式，但在处理中欧国家关系时几乎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这种模式。
张燮称这种模式“马非马，驴非驴”，可见其与传统外交模式的另类与区别。不可否认，明人佛郎机观尚有诸多不足与模糊之处。其不足主要表现为认识还比较肤浅，尚停留在以感性认识为主的认识阶段。
明人只是认识了佛郎机的一些表象或外在的某些方面，关于佛郎机内在的一些方面，如葡萄牙的社会政治制度，以葡萄牙为代表的大西洋沿岸国家的崛起，新航路开辟后由葡萄牙对外殖民所昭示的世界历史大势等等都还没有形成认识。
模糊之处主要表现为对佛郎机名称还存在混淆，如混满刺加为佛郎机，混干丝腊为佛郎机，甚至混吕宋为佛郎机，导致明人佛郎机认识中掺杂有满剌加认识、干丝腊认识甚至是吕宋认识，给后人的判断分析带来一定难度。
明人佛郎机观上述缺陷之形成是有一定原因的。首先，明人没有亲临其境，进行零距离认识，就不可能获得关于佛郎机的第一手资料，只能以东来欧洲人尤其是葡萄牙人为媒介间接认识佛郎机，得到的认识就片面肤浅，难以深入。
其次，明人没有掌握佛郎机语言文字，不能自主获得有关佛郎机的文字信息，使自己在对葡认识方面不可避免地陷于被动。上述两个方面导致明人无法获得足够多的佛郎机信息。信息量不足是明人佛郎机观难以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
再次，就主观态度而言，明人对佛郎机轻视有余，重视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将其视为仰慕天朝声教、贪图朝贡厚利的海外小邦，与朝贡体制下的撮尔藩属等量齐观，缺乏对其进行深入认识的主观动力，从而限制着认识的实质性深入。
明人佛郎机观的上述缺陷表明，明人在域外认识方面尚未摆脱传统观念的某些束缚，尚不能有效应对新航路开辟后全球化起步阶段来自欧洲的巨大挑战，导致观念与行动的落伍。此一趋势因清朝统治而全面强化，这当是中国在十六至十八世纪逐渐落后于西方，并最终陷入被动挨打境地的主要原因之一。
明朝大军：中国历史上战斗力保持最久的军队
中国历史5000年各个王朝的军事实力保持的时间不等，秦朝，隋朝威风一时，才那么几年就被打兔子一样干掉了。汉朝军事，唐朝军事被大家所乐道，其实也都百年而衰。惟有被轻视的大明军队战斗力保持的最久近300年。
1352年洪武起兵，明军初建，采石矶一战成名。鄱阳湖大破汉王60万水陆大军，平定枭雄张士城。1367年明军北伐蒙元，仅仅10个月就收复北京，从齐化门入城，俘虏监国贴木而不花，太蔚左丞相庆童，右丞相张康伯，中丞相满川，以及宣让，镇南，威顺等王子。缴获玉印，成宗玉玺。明军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将中国拯救出来，推翻了元朝把人分4等的残暴殖民统治，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蒙古统治者推翻的国家。
12月明军收复太原，元将扩廓帖木儿不敢抵抗带领18人逃亡北方，其余40000骑兵放下武器向明军投降。
洪武2年6月明军1万骑兵，8万步兵追击元朝末代皇帝俘虏丞相脱火赤以下10000人。3000马匹，5000牛羊。元朝末帝早已奔逃到北方几百里外了。
洪武3年4月，明军再次北伐。于沈欲口大破元军主力王保保，俘虏文济王以及国公阎思孝，虎林赤，察罕不花，韩扎儿等官员贵族1865人，官兵84500人，马匹15280，其他骡子，牛，羊无数。王保保仅几人逃脱。取得了世界上到那时为止与元朝军队作战最辉煌的陆战大捷。
洪武20年，明军越过长城，2月明军轻骑雪夜奔驰，偷袭元军大寨。6月乘胜追击，在蒙古捕鱼儿海，大败元军，俘虏元朝皇帝的次子地保奴，妃子等64人，太子必里秃，妃子，公主等59人，代王达里麻，平章八兰等官员2994人，军士百姓77037人。宝玺，旗牌149个。金印1个。马匹47000，骆驼4804，牛羊102552，车3000。蒙古从此一蹶不振，分成鞑靼，瓦刺，兀良哈等3大部。
到了永乐皇帝的时候，草原上的鞑靼部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形成了对内地和平的威胁。时代和个人的魅力与魄力使永乐皇帝成为了第一个亲自率领大军深入漠北讨伐胡人的汉族皇帝。他曾经亲自带领2万骑兵带着20天的干粮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冒险突袭位于现在俄国境内鄂嫩河边的鞑靼大寨。随后又在飞云山大战中击破5万蒙古铁骑彻底击败鞑靼在漠北的势力，鞑靼大汗向明军称臣纳贡，表示屈服，永乐皇帝接受了贡品，封鞑靼大汗为和宁王。随后大军一直进入到极北的擒狐山，在巨石上刻字为碑“翰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风尘，永清沙漠。”在远东，东北，大明的军队建立了努尔干都司控制了黑龙江，乌苏里江，库页岛等广大地区，建立了130个卫所，当地部落全部向大明臣服。
在新疆大明在哈密建立了管理机构，驻扎了军队，行使对新疆的主权。
而最为惊世骇俗，名秉青史的还是郑和7下西洋，第一次把中华国威远布四方十万里。莫敢不服。锡兰国国王亚烈苦奈儿冒犯大明使臣，侵凌四周弱小。公然叫嚣，哪个时候的大明和现在的美国一样，那吃这套，咱们可是警察，立马巨船带这水师就向这个相距万里的国家，发起了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动。国王亚烈苦奈儿集结了50000军队企图顽抗，大明军队只500个骑兵，1500个步兵就干掉了他的50000大军，活捉了国王亚烈苦奈儿，和他的妻子，儿女，大臣们。并且把他带回大明王朝的首都接受中国法准的审判。
打遍了北方，西边，东北，无敌手之后，现在要说说南方了。明军那更是连战连捷。永乐4年，明军进入越南，越南依靠复杂的山地，建立防御要塞，挖掘壕沟，还在壕沟里面安插竹刺。携带毒药弩，火铳，巨石的越军藏在一边。城栅相连达900里不断，尽发军队和所有男子200万参加防御。这可是中国军队史上面对的最复杂，纵深最长，参加防御人数最多的战役了。越南以为是固若金汤了，可这个对于处在鼎盛时期的明军来说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明军势如破竹，无可阻挡。一直冲了下去。双方主力爆发了普赖山会战，明军斩首越军首级达37390颗，其后第一次富良江之战明军歼灭敌军10000人，缴获战船100多只。第二次富良江之战越南战船连绵10多里，在陆地是无数战象配合步兵作战，企图靠大象击败明军。但是那是妄想，明军一下子歼灭了数万越军，杀的富良江被越南军的鲜血所染红，俘虏了越南的吏部尚书范元览，大理寺卿阮飞卿等高级官员，直到最后明军活捉越南黎氏国王，王子。
12年后越南再次爆发战争，明军水师在小黄江大破越南水军。击沉310多只越南战船。永乐19年，明军在农巴林大战中再次取得大捷击败了越南，老挝联军，先是用火器攻击敌军的大象，接着再攻击人员，斩首10000多人。到了宣德2年，越南8万军队包围了明军的一个屯民点，昌利城。在四周高筑土城，在上面用飞枪射击城里。双方激战9个月。越南终于凭借兵力的绝对优势破城，城里无一个士兵投降，全部战死或者突围。后来明军大军到来平定了越南军队。
西南地区到了万历12年，缅甸出动6万军队侵犯中国边境小城猛淋，明军在著名战将刘挺带领在直入匪穴，活捉敌酋。迅速平息了冲突，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特种兵行动。
明朝300年历史中最大的失败发生在正统年间，就是土木堡之变。但是严格的说和明军战斗力没有什么关系，失败的原因有2个，第1个是这只部队的实际指挥官刘振根本就是个军盲一点军事常识都没有，比纸上谈兵的赵括还烂。而且这次出动也是他想显摆，摆谱而已。一通的瞎指挥。
由于召集的命令太急，才2天部队来不及准备，所以粮食准备严重不足，刚出发就发生了饥荒，一天才开一顿饭。时间太匆忙实际集结的部队也只有20多万，不过就是北京的京军和周围上班的班军。哪个50万不过是号称而已，有很多傻瓜都把这个50万当作实际的出动人数，自己也不算算。
大军到了土木堡发现瓦刺军队早已占据了有利地形，严阵以待了。慌忙部署也摆开军阵，准备迎战。瓦刺看明军阵型严密，并没有进攻而是等待时机。时机很快就来了，土木堡明军这里没有水，挖地2丈也没有一滴水。那时正好是炎热的8月，2，3天不吃饭，不喝水，还全副武装的随时准备作战。那人那里受的了？这个时候后面有个挖井队发现了一个水洼，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军。大家纷纷跑过去喝水，队伍逐渐混乱起来，变的无法控制了。瓦刺发现了这个情况，片刻间10万瓦刺骑兵铺天盖地的从四面冲了下来。明军多是步兵，队型又已经乱了，跟本无法阻止骑兵的集团冲锋，很快败下阵来。
但是强手就是强手，只过去了3个月明军就在北京城下打败了企图趁乱占领北京的瓦刺大军。而不是惊慌失色，赶快想着赔多少钱，让多少土地。
明朝中期，发生了倭寇骚乱的严重事件，倭寇都是些什么人呢？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里有记载，江南海警，倭人占30%，中国叛徒占70%。其实他们的大首领也大多是中国人如王直，李光头，许栋，严老山。沈南山……他们实际上是由中国地方豪强勾结海盗为核心，裹胁沿海贫民。雇佣日本浪人，的集团。而他们又和葡萄牙人，日本走私商人结盟。
那时内地明军应为上百年没有打过仗了，战斗力已经下降。他们按照规定实际上是70到80%，每天种地交纳粮食，20到30%每天疲于繁重的公共工程，修建河堤，大墓，宫殿。也就是班军。他们实际上就是一群有管理的农民和民工。哪个时候只有在边境的明军才是正规军。他们只是国家农奴。
倭寇在万里沿海地区，神出鬼没，游走不定的游击战术，里应外合的配合和相对好的待遇，武器，经验。使这些民工级别的明军拿他们没有办法。很快明朝就训练了一只专门剿灭倭寇的机动部队，还从西南地区调来了适用于东南沿海山区的山地部队。
但是强者的适应能力总是很好的，很快明军就建立起了有效的预警机制，机动灵活的调动部队，出动水师在海上拦截，攻击。1548年的一次水师突袭行动，一举端掉了双屿的倭寇巢穴，斩杀数百名倭寇。4月大明水师在九山大洋海战中一举歼灭了一只倭寇船队，斩杀首领稽天新四郎等2000人。接着在1549年1月的走马溪战斗，斩杀包括葡萄牙海盗在内的倭寇200人。1553年3月大明水师攻破大首领王直在列表的总部，随后又在表头，北交2次海战中击败倭寇。
经过1555年的王径江，陆径坝战役歼灭2500名倭寇，彻底扫平沿海所有倭寇。
历史逐渐明朝建国的第224年，明军开始抗日援朝的战争，在朝明军以少胜多，充分发挥了中国在火炮上的长处，大败日本丰臣秀吉的20万战国精英。并且在战争结素后，在北京紫禁城下公斩日本战犯。威震日本，大振国威。
走到了明朝末年，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我们先不提应为进入了罕见的冰冻时期，给这个以农业为主，人口众多的国家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也不提因此造成的连续的干旱，蝗灾，和应为灾害而广泛流行于北方的天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给这个国家的实力造成的摧毁性打击。
也放下由于纷乱的党争造成的领导阶层的混乱，税收制度的不能够数目化管理，和第一次全球经济的衰退，给国家在战略领导，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失误。
就只说战斗，其实明朝后来是在三线作战，世界上强大如纳粹德国，拿破仑的法国，罗马……都不能坚持两线作战，更何况三线作战？
先说说南线作战，这个知道的人并不多。
天启皇帝元年，四川永宁大土司奢崇明，和另外一个大土司之乱，波及川黔云桂四省，死伤百余万，从天启元年至崇祯十年，前后持续17年，大规模交战持续9年。
先是永宁大土司奢崇明叛乱，进攻重庆，成都，全川大震。后来4000明军在女将秦良玉的带领下夺回成都，重庆，但是叛军主力却安然撤退，2年2月水同大土司安邦彦叛乱，两股叛乱军合并一处，包围贵阳，明军主力当时都在往东？？，贵阳守军只能无限期的监守，盼望奇迹的发生。城里守军加上紧急招募的民兵只有7000人，而城外叛军多达100000多人。是明军的15倍。双方竟然反复争夺达10个月之久，明军没有粮食，就吃用死去的人。最后时刻城里军队，百姓只剩200人。却无一兵投降，其壮烈古今无双，震烁古今。
天启3年12月，明军击破安邦彦叛军，斩杀18000人。后明军分兵5路，杀入土司腹地，俘虏元凶伪大梁皇帝奢崇明，和他的宰相菜金贵，妃子，将军等1000多人。土司叛军遭到重创，假意求和，明军急欲北上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但是就在返回途中，叛军就在山涧伏击了明军。
明军震怒立刻回师，在汪家冲，宅吉屯，织金等会战接连大胜。天启5年6月，安邦彦勾结各地土司和越南联合进攻，10倍于当面明军，但是明军忠勇将士以决死之心与叛乱军决战，大破50000叛乱军。其后叛乱军转入利用西南山区的游击战，最终在崇祯2年9月，明军全歼残匪数万人，斩杀安邦彦。平定了西南土司妄图独立的梦想。
中线暴民军：
过去以为他们有多神勇，后来才发现和明军的战绩是败多胜少，而且大败，惨败多，明军还通常是以少胜多。要不是明军一再应为北方告急，急需调动部队过去，姑息宽恕他们。他们就是实力再大100%，也不是明军的对手。
1627年突然发生的大破坏，如同一个迷，旱灾使帝国的西部，变成了传说中的魔界，大批大批的人们静静的死去了，成为荒漠的世界。
日落的余辉下变成荒漠的农田上风沙四起，令人不寒而栗。澄阳县一个叫王二的人带着几百名走投无路的饥民，杀死了知县，后逃入山中，大暴动开始。
但是在曹将军带领下不到10000明军一路追着比他们多10倍的100000多暴民军狂打，从陕西到甘肃，从甘肃到陕西到山西。
崇祯5年明军调集京军，川军，河南兵，盐兵，毛葫芦兵，营兵，土兵共30000人把比他们多6，7倍的暴民军包围，里面有闯王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大天王，八大王，八金龙，老回回等几乎所有头面人物十几万造反大军彻底包围在太行山与黄河交界的绳池渡。造反大军无路可退，就以假投降欺骗了明军，走出包围后继续叛乱。
暴民所过之处，把骡马裹带一空，连家属妇女也乘骡马。
遇到明军，以小股骑兵引诱到伏击地点，再以大队暴民围攻。用重金广布谍报，监视明军动向，攻城时，先派入内应，内外夹击，[怀陵流寇始终录卷6]暴民骑乘骡马动辄百里，明军步兵无法追击。
几经战斗，陈奇榆终于在一个四处绝壁的峡谷，车厢峡把李自成部36000人，死死包围住。只要从绝壁上面往下仍火石，发射弓箭，或者干脆不动困死对方就可以了。可是在这个生死一瞬之间的时刻，李自成主动向陈奇榆提出愿意投降，回家种地。而陈奇榆也就偏听偏信，还就当真了。结果李自成走出险境之后杀掉了押送官，重新造反了。
此时号称造反大军第一强的闯王高迎祥从陕西进入河南，在汝宁与张献忠等人会师，30万大军，连军营百余里。
卢象升部下大将祖宽亲自带领2万关宁军突然发动突袭，接连于11月15日，20日，26日连续击败30万造反大军。1636年崇祯9年正月，卢象升带领祖宽，祖大乐，罗岱部关宁军救援被闯王高迎祥围攻的安徽潞州，高迎祥，张献忠汇合各路暴民连营百里，昼夜攻城。关宁军赶到后击破暴民大营大获全胜，一路追杀到河南的七顶山。重创第一强的闯王高迎祥精锐骑兵。随后开始追击败退的暴民，向河南与湖北交界的大山赶去。
在陕西的洪承畴带领的2万秦军，川军也把10多万暴民。向这边赶，准备聚歼暴民于山中。就在这个关键时刻6月满清军队突破长城喜峰口杀入北京近郊，崇祯皇帝急忙命令卢象升带领关宁军祖宽，祖大乐，李重镇部，火速开往北京抵御满清军队入侵。8月满清军队退回关外，为了北京的安全崇祯皇帝任命卢象升为宣大总督，保卫长城。
7月从陕西传来了另人振奋的消息，3月刚刚上任的陕西巡抚，文武双全的山西进士孙传庭仅仅带领3000秦军防守西安，而闯王高迎祥率领数十万暴民铺天盖地的前来攻打。
孙传庭不仅没有惊慌失措，反而周密部署，在闯王高迎祥的毕经之路黑水峪，天才的利用高迎祥的麻毗大意，以少量兵力利用地形设下伏兵。经过4天激战，几乎全歼。
闯王高迎祥的中军数万军队，活捉闯王高迎祥及所部高级将领。并且于9月将高迎祥押往北京在紫禁城午门向崇祯皇帝献俘。崇祯皇帝碟杀高迎祥于午门。
太多了就不一一列举了，明军几千打败暴民军几万的战斗到处都是，到了1641，42年，明军财政应为上面的原因彻底崩溃，主力在辽东覆没，关内只剩下了新兵，老弱，暴民军才占有上风，可是败仗，惨胜也是很多的。
最后就是重要的北线了：
这个对手的实力相当不错，他集合了远东各个处于蛮荒时代的民族以及蒙古族，拥有机动，射箭，格斗的优势，应为他拥有天然的优质兵员。但是他最强的还在于头脑，满族是中国少数民族里面头脑最好的，皇太极则是中国少数民族首领中最具有头脑的人物。
他们擅长诱降，内奸，联合，分化，重用投降被俘的汉人。
先说诱降这个是很重要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东北第2次大决战，辽沈战役中的沈阳战役中诱使城里的蒙古人打开城门，使他们攻占了这个防御上固若金汤的重镇。
东北第3次大决战，广宁战役，他们买通了明军一个总兵孙得功，在沙岭野战中，后金铁骑无法攻破3万明军组成的军阵，就是这个孙得功在双方正在激战中的时候，带领自己的部下，向后逃跑，敞开了明军侧面放敌军过来，并且大呼打败了，打败了。造成了明军士气动摇，以为前边真的败了，开始后退。被后金铁骑追杀，全军覆没。
他逃到广宁城后，关闭了火药库，四处放火捣乱，最后打开城门放后金进城，直接造成了整个战役的失败。
随后的宁远，宁锦战役，明军虽然取胜，但是在松锦决战中由于统帅的优柔寡断和王扑这个总兵的胆小怕死导致了战役的失败。其实在战斗中清军并没有占到便宜，反而是明军占有优势，但是王扑的不服从命令，擅自逃跑，葬送了整个战役，和明军最后的主力部队。
清军入关后，在和明军的战斗中虽然开始还有优势，到了1647年以后满洲军实际上就已经没有战斗力了，或者说战斗力大幅度下降了。征战的主力是投降，收编的前明军，如汉军8旗，绿军等。所以在满清征服中国的战斗中，更多的是前明军打现明军。
肯定有人不服气，那就看看8旗军在关内战场的糟糕的表现吧。1651年明军取得靖州大捷，重创沈永忠的20000满汉军，桂林大捷，在城外野战中歼灭数千骑兵，冲入城里杀死王爷孔有德。衡阳大捷，杀死包括皇孙尼堪在内的5000名8旗军。
1653年海澄战役大破平南将军的满汉大军。镇江之战，用万余步兵大败7500骑兵[还有7500步兵支援]。
厦门战役全歼固山额真，平南将军的30000清军。而真正打败南明的是前任明军，而不是什么满洲军，如果说满洲8旗军还有战斗力的话，那也是索伦，锡箔，巴而虎，达翰儿等各族加入组成的伊彻满洲。
最牛的要属300年不败的大明海军了。
无论内战，还是越南，葡萄牙，荷兰，英国，日本，全不在话下。
经典之战：与荷兰的料罗湾海战，与日本水鬼大名的露梁海战，与荷兰的彭湖海战，与葡萄牙，日本海盗的九山大洋海战，与越南的小黄江大战，与清朝的厦门海战。
这些个经典之作，以后一定会被拍成大片地。早晚黄金甲式的胸衣会被看烦的。
到了明朝的最后时刻，明军依然可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打败2000荷兰军，跨海收复台湾。以1万只有木棍，长矛，大刀的部队在云南打败拥有战象的10万缅甸军队，在一个遥远的山区大败平西王的满汉大军。那怕明朝最后的皇帝已经去世12年，明军依然可以在1674年收复被清军勾结荷兰一起占领，又要送给荷兰的彭湖。他们一直在保卫着中国。
看看明朝战史，你会发现明军无论多么惨，多么危机，都决不用女人换取和平，决不割地赔款。哪怕如暴民军大军压城，哪怕如瓦刺大军围攻首都，哪怕如皇帝不幸被俘。都决不认输。
明朝的皇帝有好的，有爱玩的，有荒谬的，但是没有软骨头的。你看如崇祯皇帝天子殉国，你看如正统被俘却决不求饶，你看如隆武战死沙场，你看如绍武被俘，绝食自杀。
正气明朝。明朝军队的单个战绩在世界上不是最好的，但是明朝确实古代世界上所有过百年的帝国唯一没有签定任何不平等条约的，唯一从不向任何势力屈服的。哪怕是暂时的。明军是世界上在国家基本亡国后，抵抗时间最久的。他们坚持抗战38年。
瓷器的发展历史
瓷器是我国独创的发明之一。我国瓷器的历史，最早可以推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它是在制陶技术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发明的。
早在六千多年前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创造并且使用陶器。当时的陶器是用粘土经手工捏制以后，在陶窑里大约五六百摄氏度的低温下烧成的，因此质地粗松。
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对于陶土的粘性和可塑性，对于火的利用和控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提高。在制造陶器的过程中，已经懂得了采用精细淘洗过的陶土作胎。制胎不仅有手制、模制，有的还用轮制。器皿的外部不仅研光，有的还绘有红色和黑色等图饰，考古家叫它做“彩陶”。有一种质地坚致、胎薄、纯黑、近乎半透明的陶器最引人注意，叫它做“蛋壳陶”。这些陶器之所以质地坚致，是和当时陶窑结构的进步分不开的。河南庙底沟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陶窑，已经出现了火口、火道、火膛、火室等结构。这种窑通风和热量扩散比较好，烧成温度比较高，火侯控制也比较容易，因此当时陶器不仅质地致密，而且品种增多，既有一般的红陶、灰陶，又有制作比较精的白陶和黑陶。
瓷器虽然和陶器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它们的烧制过程是极其相似的。可以认为，制瓷工艺是导源于制陶工艺的。从新石器材代晚期到商代，出现了用瓷上做原料、经一千摄氏度以上高温烧成的刻纹白陶和压印几何纹饰的硬陶，这就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
自1953年以来，我国先后在河南郑州二里岗、安徽屯溪、江苏丹徒、陕西西安和扶风等地，发现了许多商周时期的釉陶或青釉器皿，品种很多，有尊、碗、瓶、罐、豆等，它们具有光泽，质地坚硬，扣之作金石声。由于这些敷釉器皿的外观或成分等方面兼具有陶和瓷的某些特点，所以人们叫它做“釉陶”、“原始青瓷”或“原始瓷器”。
所谓“瓷器”，它的坯料是由高岭土（也叫瓷土）、正长石和石英混合而成的，脂的表面施有玻璃质釉，在一千二百摄氏度左右的高温下焙烧而成的，成品的吸水率很低，烧结后的器皿质地坚硬。为了鉴别和深入研究以上这些带釉出土品的质地情况，有关单位对安阳殷墟出土窑器作了化学分析。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原始瓷器的坯料是由高岭土一类的原料制成的。还可以看出，原始瓷器和陶器不同，它的胎中所含的酸性氧化物二氧化硅相对地增加了，而碱性氧化物氧化钙、氧化镁、氧化钠等却相对地减少了，这种人为的增加和减少，导致了原始瓷器烧成温度的提高，就是胎体熔化温度升高了，达到了一千摄氏度左右。在这样高温下烧结的原始瓷器，由于表面施有一层薄薄的青色玻璃质釉，所以它的吸水率降低了。据分析，安阳小屯出土的原始瓷器，吸水率的平均数大约只是千分之四。由此看来，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的出现，恰好标志着我国陶瓷生产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岭土的采用，釉的发明和发展，以及烧成温度的提高，都为瓷器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然而，由于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的加工制造过程还不很精细，胎和釉的配料还不很准确，温度控制和火候掌握还不够熟炼，所以和后来瓷器相比，质量比较差，因此叫它“原始瓷器”。
1924年，在河南信阳擂鼓台曾经发现了汉和帝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的早期青瓷。近年来，又在浙江上虞一带出土了东汉后期的青瓷。解放以后，从遍及我国南北的墓葬中，出土了许多东汉、三国、两晋时期的青瓷器皿。其中，在南京石门坎发现三国时期吴赤乌四年（公元241年）的青瓷？和砚，在南京光华门外赵土岗的墓里发现赤乌十四年（公元251年）的越窑上虞袁宜所作青瓷水注，在江苏宜兴周处（240—299）墓发现了西晋元康七年（公元297年）的艾青瓷器。这些青瓷，胎质细腻坚致，通体施有颜色浓绿的厚釉，已经离开了早期原始青瓷施釉薄颜色淡绿的阶段。此外，在浙江上虞帐子山还发掘出两条东汉龙窑，长度有十米以上，据研究这种窑的烧成温度已能达一千二百五十摄氏度。根据这些有确实年代可考的出土文物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东汉到六朝时期，已经发明了瓷器，并且比较成熟地掌握了瓷器生产。而且在制釉方面，向前发展的迹象更加突出。
瓷器所以引人注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坯体上施有一种或几种不同颜色的釉药。所谓晋有“缥瓷”（青白色瓷），唐有“千峰翠色”，柴周有“雨过天青”，吴越有“秘色”，宋代有粉青、翠青、乌金、玳瑁和杂彩，元代有青花釉里红，……这些美名都是对我国历代在制釉方面既有新的发展、又有独特风格的赞扬。
我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发明了釉药。首先被烧制出来的是青釉，也就是以氧化钙作为熔剂的石灰釉。它是我国传统的瓷釉之一。釉和坯同样是由矿物料制成的，主要成分在硅酸盐、氧化铝、硼酸盐或磷酸盐等。在古代，釉的呈色剂（也叫着色剂）有铁、铜、钻、锰、金、锑以及其他金属元素。所谓汉代多色釉，就是以氧化铅作为熔剂，以铜、铁、锰、钴等金属元素作为呈色剂而烧制出来的铅釉。关于“呈色剂”，只就铁的呈色作用来说明：铁的氧化物有两种：一种是氧化亚铁，呈绿色；一种是三氧化二铁，呈黑褐或赤色。釉中的铁如果用还原焰烧炼，就能变成氧化亚铁；如果用氧化焰烧炼，就能变成三氧化二铁。据分析，在瓷釉中，如果氧化亚铁的含量达到千分之八，烧出来的瓷器就出现淡绿色，如果含量大于千分之八并且不断增加，绿色就由淡变浓。如果铁的成分大多，那也不好，超过百分之五，不仅还原发生困难，而且颜色渐呈暗褐色，甚至近似干黑色了。由于造瓷技术有了飞速的发展，所以到了唐代，越窑（在今浙江绍兴、余姚一带）的美丽的“千峰翠色”瓷，就是由工人掌握釉中恰当的氧化亚铁成分（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而获得的。当时掌握这一技术是很不容易的，不仅配制釉药量要准确，含铁的成分要适当，而且还必须严格掌握窑里的温度和通风情况，使瓷器在还原焰中烧成。
在传统的技术经验基础上，通过不断的实践，后世制作青瓷的技术更加提高，产品更加精妙。
在釉药的发明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的玻璃制造技术也得到了发展。1976年在陕西宝鸡茹家庄地区发掘西周都市遗址时，发现了四种不同形式的玻璃珠和管状绿色玻璃项链。在这以前，也曾经从湖南长沙、河南辉县等地的战国墓葬中出土一批白色、翠绿色、深绿色的玻璃或釉玻璃制品，色泽美观，大都半透明。据分析，它们是一些含铅量比较高的铅玻璃。可见，中国古代的玻璃制造技术同铅釉的发明和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历史渊源也是由来已久的。
我国白釉瓷器，萌芽于南北朝时期，比较成功地烧成于隋代。到了唐代，邢窑（在今河北内丘）的白瓷已经发展成为青、白二大瓷系中的主流之一。唐代著名白瓷窑除了邢窑之外，江西景德镇和四川大邑也是名列前茅的。1958年，在景德镇胜梅亭出土的唐代白碗，据研究，白瓷胎含氧化钙比较多，烧成温度已经达到了一千二百度，瓷器的白度也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的深远意义，在于为后来青花瓷器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上又有新的提高，是我国瓷业发展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向来被称为造瓷技术完全成熟的时期。在工艺过程方面，有了明细的分工，有专管火候、配料、制胎和施釉等工种。这种生产上的明确分工，既标志着瓷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专门技术的提高。定窑、汝窑、官窑、龙泉哥窑、钧窑是宋代五大名窑，这五大窑和其他名窑的作品，在釉色和花纹图案装饰等方面，都有独特的风格。例如龙泉哥窑运用不同的受热膨胀系数烧成的“百权碎”，龙泉弟窑的“粉青”，定窑的莹白、甜白、牙白和绣花、刻花、印花，官窑的“紫口铁足”，景德镇的月白（影青），建窑的“鸟黑兔毫”、“鹧鸪斑”，磁州窑的黑釉刻花以及杂彩等瓷器，都是负有盛名为世所珍的佳品。
在宋代的许多名窑中，应当重点指出的是现今河南禹县的钩窑窑变（经过窑烧釉药起化学变化），它以盛烧红、蓝色釉和衍生的紫色瓷器著称，五光十色，异军突起，打破了以往青、白瓷的单纯色调。据分析，钧窑釉的红色，是由还原铜的垦色作用产生的。铜和铁的呈色原理十分相近。在钩窑红釉的成分中，含氧化铜大约百分之〇·三三。虽然釉中的其他微量金属元素也可能起呈色作用，但是，宋代劳动人民懂得利用铜盐的呈色作用、通过控制火焰性质的办法来得到几种釉色的技术，是难能可贵的。
宋代瓷窑结构的革新也值得重视。就北宋的龙泉窑来说，它是龙式窑，依山建筑，窑腔庞大，一窑可以放置墩一百七十多排，每排容一千三百多件，估计一次可以烧两万到两万五千件。窑的中部作弧形，可以降低火焰的流速，火势从前向后移去，窑温可以全部被利用，成品的釉色一致，老嫩差异很小。这时候北方烧瓷由烧柴的直火窑改进成为烧炭的倒火焰式窑，也大大地提高了产品质量。
元代北方还有用铜红呈色、色泽别效的釉里红瓷器，而景德镇工匠又把它提高，并且制作成功一种用钻土矿作颜料釉下彩的青花瓷器。
明代烧瓷技术比前代又有所前进，它的巨大成就首先表现在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这种细腻莹彻的白釉，由于所含的氧化铝和二氧化硅特别高，同时熔剂含量又很低，所以釉色透亮明快，纯白如牛乳色。白釉质量的提高，为一道釉和彩瓷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彩瓷一般分为釉上彩和釉下彩两大类。彩瓷先在胎坯上画好花纹图案，再上釉后入窑烧制的，叫做釉下彩；在上釉后入窑烧成好了的瓷器上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叫做釉上彩。我国著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所谓青花瓷器，它是一种白地蓝花的作品，也是明代瓷器生产的主流之一。据分析，在它的釉料中，含有氧化钻青料，这种青料的色调，髓着温度的高低和火焰的性质情况而有很大的变化。如果瓷器不是在还原焰中烧成，那么青料中的钴便不会显现出美丽的蓝色；温度太高或大低，也会使青花大大减色。因此，就必须严格地掌握火焰的性质和配制釉药的准确性。在这方面，明代劳动人民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所以明代青花瓷器质地优美，畅销中外。
明代的另一项重要成就，就是铜红呈色的一道釉瓷器，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明代瓷器丰富多彩，就一道釉瓷来说，永乐年间有鲜红、翠青，宣德年间有宝石红，弘治年间有娇黄，正德年间有孔雀丝、回青，嘉靖年间有孔雀蓝。其中鲜红、宝石红等铜红釉成品格外优异。铜红釉虽是从宋代的钧窑窑变开始的，但是经过元代的继续发展，到了明代，已经很成功地烧成了色调别致的釉里红的鲜红和宝石红。这是由于在烧炼的过程中，既掌握了还原焰技术，又能够把氧化铜转变成游离状态的铜，使它均匀地分散于釉药中，并且把金属铜转化为胶体状态，这种成就不是偶然得到的。
明代瓷器加彩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我国造瓷技术的高度发展水平。如成化年间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的五彩，就是名驰中外的杰作。所谓斗彩，就是在烧成青花瓷器上加红、黄、绿、紫等彩料，经炉火烧炼而成的。所谓五彩，不一定是五种颜色，而是包括红彩在内的多彩瓷器。
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因此造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
在一道釉方面，康熙年间烧制的天蓝、翠青、碧青仍苹果绿、娇黄、吹红、吹紫、吹绿最好，乾隆年间生产的各种宋釉、五彩最好，而雍正年间的胭脂水、油绿、天青以及仿汝、仿官、仿钧、仿龙泉等仿古瓷器，都能准确配料，恰如其分地掌握好火候，使器皿在烧成的时候和原样无异。
在红釉方面，康熙年间的鲜红、郎窑红和乾隆年间的仿宣德弄红以及矾红、釉里红等，都是继承并发展了明代造瓷技术之后所取得的新成果。
在彩瓷方面，康熙年间的素三彩、五彩和雍正、乾隆年间的粉彩、珐琅彩等，都是闻名中外的。粉彩和珐琅彩都是属于釉上彩。
所谓粉彩，就是在色料中加入铅粉或在色料上面另外涂上铅粉制成的，利用控制温度的办法，使它在烧成的时候釉面呈现不同的色泽。由于浓淡协调，光泽柔和，能表现出明暗分明的立体感，所以很受人们欢迎。珐琅彩也是用粉彩的手法制造的，瓷胎画珐琅，它和粉彩瓷器在腊质、形态、款式仍图样、风格等方面都是精美无比的。
在清代的青花釉中，所含的氧化钙和铁的成分都比较高，因此胎、釉的色调常常是白里泛青，这是我国清代瓷器色泽上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技术上来说，青釉中的青色，来源于胎、釉中含有的氧化亚铁成分。根据有关单位分析得知，它的釉中所含的氧化亚铁成分，在总铁量中已经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为了减少瓷胎变形，清代采用了过量的高岭土配比作胎的技术。根据物理性能测定，由于原料淘洗加工极其精细，石英颗粒比前代细小，而且分布均匀，在烧炼温度适当而又稳定、并且能够准确控制烧炼时间的条件下，瓷胎中有一种外国人叫“莫来石”的含铝硅酸盐晶体发育很好，所以瓷器的白度和透光性更好，清代雍正年间的彩盘白度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七十五，烧成温度已经达到了一千三百一十摄氏度。在这样高温下烧成的瓷器，胎、釉自然更加坚硬优美，根据显微结构分析，瓷质已经达到了现代硬瓷的各项标准。
瓷器是一种工艺化学产品，在世界上以我国的发明最早。远在唐代，我国的瓷器和茶叶、丝绸都大量地经过海上和陆上的“丝绸之路”远销国外，此后历代都有瓷器向国外销售，从来没有间断过。
公元十一世纪，我国造瓷技术传到了波斯喇吉斯，后来又传到了阿拉伯、上耳其和埃及。十五世纪后半叶，中国造瓷技术又传播到意大利的成尼斯。从此以后，欧洲的造瓷技术才得到迅速的发展。
明朝人真实的生活水平
柴薪皂隶：百姓有给国家服役的义务，不过服役是有工资的。轮到当役了，派给当官的跟班，柴薪皂隶就是买柴烧水、干杂活。年收入20两，计13216元。（明朝国家规定七品正堂可以有四名柴薪皂隶，县丞二员各二名，主簿二名，典史一名；以上官员，每人用马夫一名，国家付工资。）
马夫：给政府公务员赶马，出差办事使用。年收入40两。计每年26432元。
明朝县官：正七品每月俸禄7.5石或一年45两白银。实际月收入7.5188.81.75=2478元。每年约3万元。其它收入：柴薪皂隶4个、马夫一个，这5个人工资由国家支付。冬夏官服和笔墨费由国家补贴。新官上任，还可以先拿到40两修理费。看起来七品县官45两白银跟马夫40两白银年俸差不多，（明朝的公务员工资真的是很低的，历朝历代中明代公务员工资收入算少了。）但是县官、典史等的住房、出行、皂隶人员、衣食花费基本由国家支付和补贴，所以年俸基本是净收入，而且笔墨费都是固定按两算由国家拨给，还有多余。马夫就没有那些好处了。
学生：“廪膳米人日一升，鱼肉盐醯之属官给之。”——《明史·食货志六》。考上了秀才每人每天给一升米约2斤，（刚够两人吃）给鱼肉油盐。（注：明代10升=1斗；10斗=1石。）明代优待秀才时甚至可以拿到每月1两白银的廪膳费。不过明代的学生概念不是现在的学生概念，现代的学生只能算做童生，童生考成了秀才入了县学才算是廪膳生，才可以“食廪”，所以明代秀才不干活也可以生活，只是不干活只吃“廪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