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杜群就醒了。发^.^新^.^地^.^址 wWwLtXSFb…℃〇M排气扇嗡嗡转了一宿，房间里那股霉味一点没散，反而更浓了。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听着隔壁打牌的还在嚷嚷，不知是打了一宿还是换了一拨人。窗户外面的霓虹灯终于灭了，灰蒙蒙的晨光从排气扇的缝隙里漏进来。他把手伸进裤衩内侧的暗袋里摸了摸，存折还在，硬硬的，贴着他的大腿根。
得去找活干。
他在街边花一块钱买了两个馒头，站在路牙子上三口两口啃完，噎得直抻脖子。又找公厕用凉水抹了把脸，对着厕所里裂了半边的镜子整了整衣领。镜子里那张脸灰扑扑的，眼睛底下两团乌青，颧骨好像比离家时又高了些。他用力搓了搓脸，把脸上的灰尘和疲惫搓掉，深吸一口气，朝劳务市场走去。
劳务市场在城西一片拆了一半的旧厂房边上，杜群到的时候，天已经全亮了。空地上密密麻麻站满了人，乌泱泱的一大片，少说有两三百号。有的蹲在地上抽烟，有的靠在墙根上打盹，有的三五个聚在一起说话，眼睛却一刻不离地盯着路边——随时等着有车停下来，车门一开，所有人就会像潮水一样涌上去。空地上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味道：烟味、汗味、劣质白酒味、还有墙角阴沟里泛上来的骚臭味，搅和在一起，熏得人脑仁疼。
杜群找了个角落蹲下来。没有人注意他，也没有人跟他说话。他旁边的地上用粉笔写着“力工”“搬运”“装卸”，字迹歪歪扭扭的，有些已经被踩花了。他看看自己空空的双手，连块写招牌的纸板都没有，只能干蹲着。
等了约莫半个钟头，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路口，车门哗啦一声拉开，一个戴着金链子的胖子探出头来喊：“要五个工！搬瓷砖！一天三十！”呼啦一下，几十号人围了上去，把面包车堵得水泄不通。杜群挤在人群里，被人推来搡去，胳膊肘撞在别人背上，又被别人的屁股顶回来。他踮着脚尖，把手举得高高的，想让自己看起来高一点壮一点。那胖子站在车门踏板上，目光在人群里扫来扫去，伸手指指点点——“你，你，你，还有你。”手指头在人群上方跳来跳去，像是在菜市场挑萝卜。他的目光扫过杜群的时候，停都没停就跳过去了。
杜群不死心，往前又挤了一步，把手举得更高。胖子瞥了他一眼，摆了摆手：“下一个下一个。发布页LtXsfB点￠○㎡”车门哗啦一声拉上，面包车突突突开走了，留下一股黑烟。被挑中的人欢天喜地地爬上车，没被挑中的人骂骂咧咧地散开，回到各自的角落里继续蹲着。杜群站在原地，手还举在半空中，慢慢放下来。旁边一个蹲在地上抽烟的中年人看了他一眼，从鼻子里喷出一口烟：“新来的吧？”杜群没说话。“你这身板不行，太瘦。人家要的是能扛的，你这模样一看就没干过力气活。”杜群低头看了看自己，确实，他在副食店守了几年柜台，虽然不胖，但跟周围这些常年卖苦力的人比起来，胳膊细了一圈，肩膀窄了一块。
一上午，来了三拨招工的。一拨要搬运工，一拨要装卸工，一拨要挖土方的。杜群每次都挤上去，每次都被人挑剩下。有一次一个招工的在他面前停了一下，打量了他两眼，杜群赶紧挺起胸膛，那人却转头问旁边的人：“这人能扛几袋？”旁边的老乡瞥了他一眼：“不认得，新面孔。”招工的摇了摇头就走了。
蹲到中午，肚子饿得咕咕叫，杜群去旁边一个推车卖盒饭的大妈那儿花三块钱买了一份。米饭黏糊糊的，菜就一勺土豆丝，土豆丝切得跟手指头一样粗，盐放少了，淡而无味。他蹲在路牙子上扒饭，旁边几个等活的人也在吃饭，有人从兜里掏出一瓶二锅头，几个人传着喝，一人一口，喝完咂咂嘴，骂两句娘。他们说话的口音南腔北调——有四川的，有河南的，有安徽的，都是离乡背井出来讨生活的。杜群想跟他们搭话，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闷头扒饭。
吃完饭，一个穿花衬衫的小年轻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过来了，车后座上夹着一个公文包，包上印着“诚信中介”四个字。他蹬着车轮在人群里转了两圈，扯着嗓子喊：“招工招工！电子厂招普工！包吃包住！一个月六百！要十八到三十五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明天就能上班！”
杜群眼睛一亮，放下饭盒站起来。周围几个等活的人也围了上去，但听到“介绍费两百”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散了。两百块，是扛六天瓷砖的工钱。杜群犹豫了一下，那小年轻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动摇，蹬着车靠过来，递给他一张名片：“兄弟，一看你就是个实在人。两百块听着不少，但你想想，电子厂一个月六百，包吃包住，干一个月就把介绍费挣回来了，后面全是净赚。比在劳务市场蹲着强多了吧？你今天交了钱，明天就能上班，名额有限，错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杜群捏着那张名片，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名片纸质粗糙，印刷歪歪扭扭的，电话是一串座机号。他心里犯嘀咕，但转念一想——自己在这蹲了一上午了，连个正眼都没人给。没学历，没技术，没熟人，连力气都比不过人家，除了走中介这条路，还能怎么办？
他咬了咬牙，从外套内袋里数出两百块钱，递给了那小年轻。小年轻接过钱，利索地往公文包里一塞，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收据塞给他，说：“你下午去电子厂门口等着，到了打这个电话。”说完蹬着自行车走了，花衬衫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面旗。
杜群把收据仔细折好放进口袋里，按照小年轻说的地址找了过去。那地方在城郊，倒了两趟公交车才到。到了之后才发现，那里根本不是什么电子厂，而是一片荒草地，只有一座废弃的仓库戳在那儿，窗户全碎了，墙上画着大大的“拆”字。他把收据掏出来，对着上面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冷冰冰的：“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杜群站在那片荒草地上，手里捏着那张废纸，半天没动。风吹过来，荒草沙沙响，远处城市的轰鸣声隐隐约约传来，像是在嘲笑他。两百块。他妈在店里站一个月柜台才挣几百块。他爹给人干零活，搬一天砖才挣二十。两百块就这么打了水漂。他把那张收据揉成一团，想扔，又捡回来塞进兜里。不是舍不得那张纸，是要记住这个教训。
回到劳务市场的时候，下午的人更多了。上午没找到活的人还在蹲着，又新来了几十号人，把空地挤得更满了。空气里的汗味更浓了，混着尘土和烟味，呛得人嗓子发紧。杜群回到自己那个角落，蹲下来，后背靠着墙根。墙上贴满了招工广告，白的红的黄的，一层摞一层，有的已经被撕掉了半边，残破的纸角在风里呼啦呼啦地响。他一张一张地看过去——有的要技术工，有的要熟练工，有的要高中以上学历。他把目光收回来，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除了称糖果、算账、搬啤酒箱，什么都不会。
傍晚的时候，又来了一个招工的。这次是个工头，开着一辆沾满泥浆的皮卡车，车上已经坐了三四个人。他跳下车，叼着烟，粗声粗气地喊：“工地！要两个小工！一天二十五！管一顿饭！”杜群赶紧站起来，跟另外几十号人一起围了上去。工头的目光在人群里扫了一圈，伸手点了几个人——“你，你，你……”他点人的时候连看都不看脸，只看肩膀和胳膊。点到杜群的时候，工头的手停了一下，上下打量了他两眼，问：“干过工地没有？”杜群老实回答：“没有。”“那你来凑什么热闹？”工头把手缩回去，点了一个杜群旁边的人，“你，上车。”那人喜滋滋地爬上皮卡车，杜群站在原地，嘴巴张了张，想说自己能吃苦能学，但话还没出口，皮卡车已经发动了，突突突地冒着黑烟开走了。
天擦黑的时候，杜群回到便民旅社。浑身散了架似的瘫在床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天花板上的水渍还在那儿，像一只摊开的手掌，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暗黄的颜色。他把手伸进兜里，摸到那张揉成一团的收据，展开来看了看，又揉成一团扔在床头柜上。来的时候以为省城遍地黄金，来了一天才知道满地荆棘。不是荆棘不让人走，是荆棘只扎那些没本事的人。
他闭上眼睛。黑暗中浮现的不是宋家那些人的脸，也不是那张欠条上的血指印，而是今天在劳务市场看到的那一双双眼睛——那些蹲在墙根下等活的人的眼睛，麻木的，疲惫的，绝望的，又带着一丝不肯熄灭的期待。他们被挑来拣去，被呼来喝去，被坑被宰被晾被赶，然后第二天天不亮又蹲回那个角落里继续等。他们和他一样，都是从土里刨食的人，以为换一块土就能刨出不一样的命来。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不行，不能这么下去。明天换个劳务市场试试。再不行就去车站扛包，去码头卸货，去菜市场帮人搬菜。只要肯出力，总能找到一碗饭吃。他在心里默默盘算着——今天吃饭花了四块，住宿十五块，被骗了两百块，兜里还剩不到一百块现金。能撑五天。五天之内，必须找到活干，不然连这个发霉的小房间都住不起了。
窗外，城市的霓虹灯又亮起来了，红的绿的黄的白的，透过排气扇的缝隙在墙上投下细碎的光斑。远处传来汽车喇叭声和建筑工地的打桩声，这座城市的夜晚从来没有安静过，永远有人在赶路，永远有人在忙碌，永远有人在挣钱。他听着那些声音，慢慢攥紧了拳头。
他想起他妈在灶屋里跟他说的话——“要是混得不好就回来，别死撑着。家里的门，啥时候都给你开着。”他把这句话嚼碎了咽下去。不，不回去。混不出人样来，死也不回去。那张欠条还在暗袋里揣着，他爹的三万块还在存折上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