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七年七月初，长沙城内的夏日已经铺展到了最浓处。地址发布邮箱 ltxsbǎ@ＧＭＡＩＬ．CＯＭ
城墙根下的蝉鸣从辰时一直响到酉时，把整座城笼罩在一片持续不断的嗡鸣声里。街巷里有人在挑水浇洒路面降温，水泼在青石板上腾起一阵细小的水汽，在午后的烈日下很快就蒸干了。城门口的告示栏里贴着一张新告示，告示的落款处第一次同时盖了四枚印章：政务院、军枢部、湖北善后总署、湖南善后总署。
告示的内容是关于湖南各府的善后工作安排。衡阳、宝庆、郴州、永州、常德、岳州、长沙等府的善后分处将在七月底前全部挂牌运作。各府的户籍登记从八月开始，田亩丈量从九月开始，学堂从十月开始。告示末尾附了一段话：“湖南各府旧吏，凡愿留任者，即日起到各府善后分处登记；不愿留任者，可领遣散费及路费自行返乡。”落款处，左宗棠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善后总署的正式文书上，职位是“湖南善后总顾问”。
这张告示贴出去的头一天，长沙城内就有人往告示栏上泼了一瓢泔水。
泼泔水的是个中年汉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短褐，腰间系着一条草绳，脚上趿着双草鞋。他拎着泔水桶从巷口出来，经过告示栏时脚步顿了一下，抬手把桶里的泔水朝告示栏泼了过去。黄褐色的泔水顺着墙面淌下来，把左宗棠的名字和那行“湖南善后总顾问”浇了个透。围观的几个人里有人叫了一声好，也有人往后退了两步，怕沾上身上的衣裳。
城门口的守兵跑过来时，那汉子已经把桶扔在地上，站定了没跑。守兵要拿人，旁边一个穿长衫的瘦高个儿拦了一下，说这人他认识，姓周，是城南挑水卖水的，他婆娘的娘家兄弟在湘军里当勇，六月里死在城外围城的时候。长衫的人说：“他就是泼了一瓢水，没犯王法。”
守兵犹豫了一下，把情况报了上去。当天下午，左宗棠正在善后总署那棵老樟树下批文件，手下的人把这事报了上来。左宗棠手里捏着一支笔，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停了好一会儿，然后搁下笔，把那份呈报翻开看了两遍。他问了一句：“那个姓周的，在湘军里死的兄弟叫什么名字？哪个营的？”
来报的人答不上来，说是要回去查。
左宗棠摆了摆手：“不用查了。告示上的事，百姓有火气是正常的。把告示栏擦干净，重新贴一张就是了。周家的人，让善后分处记一笔——按湘军遗属的标准给抚恤。婆娘改嫁的话，那份抚恤跟着她走。”
这件事传出去之后，长沙城里的议论反而静了一些。有人在茶馆里说左季高到底是湖南人，做事没有忘本。也有人不以为然，说左宗棠这个人精得很，他这是收买人心。但不管怎么说，那张告示栏第二天果然被擦干净了，新告示重新贴上去，左宗棠的名字照旧落在上面，边上那四枚印章也照旧盖得清清楚楚。
左宗棠是在七月初五正式上任的。他在长沙城东的一间旧书院里设了临时办公处，院子里有一棵老樟树，树冠铺开大半片院子，在午后的日光下投出一大片阴凉。他在树荫下摆了一张矮桌和一把竹椅，每天清晨到傍晚坐在那里批阅文件，桌角放着一只粗瓷茶碗，茶碗沿上留着一圈深褐色的旧茶渍。桌上还摆着一摞从湖北转来的善后档案和几份正在拟定的湖南各府施政计划草案。他在正午过后通常会靠在椅背上闭一会儿眼，然后继续翻看下一份文书的行文和数字，直到天色开始泛黄才从桌前站起来。
但左宗棠上任这件事，在长沙城内的官绅中间远没有表面上那么风平浪静。
七月初始，长沙城内几位在籍的翰林和退职的司道官员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措辞不算激烈，但字字都带着骨头。信中说：“左季高以湘人办湘事，理应护湘。然今湘事已非湘人所主，善后之谓，善谁之后？此问不可不察。”这封信没有直接点名攻击左宗棠，但意思很清楚——你左宗棠拿着湖南人的身份，办的是别人家的差事。发布页LtXsfB点￠○㎡信在长沙城内传抄了几份，也有好事者带到了善后总署的门口，有意无意地放在了那棵老樟树底下。
左宗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他坐在竹椅上，把信纸对着暮色里的光线读完了，然后折好放在桌上，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身旁的幕僚看了他的脸色，试探着问了一句要不要回一封。左宗棠把茶碗放下，说：“写什么呢？写他们说得对？还是写他们说得不对？”他站起来走到樟树下，伸手拍了拍粗糙的树干：“湖南人办湘事，这句话本身没错。但湘事什么时候轮到湖南人自己说了算过？从前是朝廷说了算，现在是新朝说了算。将来呢？将来是湖南人自己说了算。但‘将来’这两个字，得有人先把路铺出来。”
他转过身看着幕僚：“回信不用写了。但把这几位翰林的名字记下来，善后分处缺人的话，优先请他们出来做事。愿意来的，安排位置；不愿意来的，不必勉强。做事的人多了，议论的人自然就少了。”
在左宗棠正式出任善后总顾问之前，长沙城内发生过一次更尖锐的争论。
那次争论发生在善后总署挂牌的前三天，地点在曾国藩城北的住处。去的人有左宗棠、骆秉章、塔齐布，还有一位叫郭嵩焘的湘军幕僚——此人是湘军里出了名的笔杆子，从咸丰三年起跟着曾国藩办团练，后来一直管着湘军的粮台和文书，跟左宗棠私交不浅，但脾气比左宗棠还倔。那天是骆秉章召集的，名义上是商议善后总署的人事安排，实际上是要把几个人凑在一起，把话说到明处。
曾国藩的院子不大，靠墙种了一排竹子和几株芭蕉，堂屋里摆了一张方桌和几把椅子，桌上只放了茶壶和几只粗瓷杯。五个人围桌坐下之后，骆秉章先开口：“我年纪大了，湖南巡抚这个位子，我是干不动了。善后分处那边缺人，我可以挂个顾问的名义，具体的事让年轻人去做。但季高，你出来当这个总顾问，你得把话说清楚——你到底是替谁做事的？”
左宗棠端着茶杯，没急着答。
塔齐布接了一句：“骆公的意思是，你得说清楚，你是替湖南做事，还是替新朝做事。这两件事，现在是一回事，但也不完全是一回事。”
左宗棠放下茶杯，看着塔齐布：“塔军门，你手下那两千绿营，改编之后编入湘军第一镇，驻防长沙周边。你的饷银现在是政务院直接拨的，你的枪械是军枢部统一配的。你替谁做事？”
塔齐布被这句话噎了一下，黑红的脸涨了涨，没接话。
曾国藩这时开口了，声音很平：“季高，你不要跟塔军门斗嘴。骆公问得对，你出来当这个善后总顾问，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绕不过去。”
左宗棠沉默了一阵，从袖口里抽出一份折好的文书，摊在桌上。那是一份湖南各府的地亩清册和钱粮底簿的抄件，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从咸丰二年到六年间湖南全省的田赋征收数字、实收数字和亏空数字。左宗棠指着其中一页说：“这是长沙府的。咸丰三年，应收田赋银十二万两，实收不到七万两。中间的缺口，一半是战乱减免，一半是底下官吏侵蚀。五年，应收十四万两，实收七万三千两。亏空比三年还大。我又翻了衡阳、宝庆、常德的册子，情况都差不多。湖南的底子已经空了，再拖两年，不用别人来打，自己就烂透了。”
他把册子合上，看着骆秉章：“骆公，你是湖南巡抚，这些数字你比我清楚。你以为我愿意来坐这个位子？我左宗棠在湖南幕府里待了这些年，该看的看了，该做的做了。按理说，长沙开城之后，我大可以回湘阴去种田，写我的书，没人拦着我。但这份底册上的数字，让我坐不住。”
他转向曾国藩：“涤生，你降了，你没有走，你留在长沙。湘军的旗没有倒，营头没有散，这就是你为湖南做的事。骆公和塔军门都留了下来，该管的还在管。轮到我了，我能走吗？”
郭嵩焘一直没说话，这时忽然开口：“季高，你说得都对。但我听说善后总署的文书是政务院拟的，人事是政务院定的，田亩丈量的章程是从湖北照搬过来的。你这个总顾问，上面有政务院，下面有各府分处，你在中间能有多少权？”
左宗棠转过头看他，目光沉下来：“筠仙，你在湘军管了五年粮台，你见过哪一省的巡抚能自己定田赋、自己练新军、自己收关税？没有。朝廷在上面压着，各级衙门在下面拖着，中间还有洋人和长毛。你说我有多少权？我能做的，就是在政务院的章程底下，把湖南的事一件一件办起来。办一件是一件。”
郭嵩焘没再追问，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算是默认了。
那天的谈话最终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结论。但左宗棠出任善后总顾问这件事，在座的人都点了头。骆秉章答应在善后分处挂顾问名义，遇有重大事项可以找他商议。塔齐布的绿营被正式编入湘军第一镇，他本人担任镇统带，驻防长沙。郭嵩焘被任命为湖南善后总署文书总办，负责协调各府分处的文牍往来和档案整理。曾国藩没有在善后总署任职，但左宗棠和郭嵩焘都清楚，凡有拿不准的事，他们还是会往城北那个种着竹子和芭蕉的小院子里跑。
曾国藩的湘军在长沙开城后的第十天完成了改编。改编方案由军枢部拟定，经曾国藩确认后生效。湘军原编制保留不变，各营主官不变，驻防区域划定为湖南全境。湘军的军饷由政务院统一拨付，装备和弹药由军枢部统一配发，不另设独立的武器采购渠道和后勤系统。曾国藩被任命为“湖南军务总顾问”，保留对湘军的直接指挥权，但所有跨省调动和重大军事行动需经军枢部批准。
改编方案确认后，湘军各营开始按新编制重新整编和造册登记。原有的湘军水师也与镇南王府水师在洞庭湖口会合，编入长江舰队序列。曾国藩在改编方案确认后没有离开长沙，搬到城北那条僻静的巷子里住下，日常起居只有几个老随从随行。左宗棠偶尔会在傍晚时分路过他的住处，在门口站一会儿，说几句关于湘江汛期或者秋粮收成的话，也不进屋，说完了就走。塔齐布来的时候话多一些，通常是来说改编之后各营的驻地和换防安排，曾国藩听着，偶尔点一两句，多数时候只是点头。
骆秉章在善后总署挂牌之后，正式卸去了湖南巡抚的实职，但保留了顾问名义。他搬到了长沙城南一处旧宅里，宅子不大，院子里种着几株桂花树，闲时读书写字，偶尔有故交来访，便在后院里摆一张桌子，泡一壶茶，说些往事。有人劝他写一部回忆录，把在湖南这些年的经历记下来，他笑着摆手说：“记那些做什么？后人要看的不是我的回忆录，是湖南能不能好起来。”
七月中旬，第一批从湖北调来的行政人员到达了湖南各府。这批人约一百人，其中有善后处工作经验的老吏，也有从科举考试中录用分配到湖北后又转调湖南的新人。他们在长沙汇合后，由左宗棠根据各府的需求和人员配备情况统一分配，分别前往各府担任善后分处的主事、文书和账房。左宗棠在分配名单上为各府逐一标注了优先级别，其中衡阳、宝庆和常德三地分别安排了经验较为丰富的老吏带队，以应对府内遗留事务较多的复杂情况。
但在分配过程中，出现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争执。一位从湖北调来的老吏姓吴，原在武昌府善后分处负责田亩丈量，经验丰富，左宗棠把他分到了衡阳。吴吏不肯去，理由是衡阳“局面复杂，怕做不好”。左宗棠把他叫到樟树下，当面问：“衡阳局面怎么复杂？”吴吏说：“衡阳是湖南南路要冲，商贾多，士绅多，田亩兼并的情况比湖北严重得多。我到了衡阳，光是丈量清册就得从头学起。”左宗棠听完，沉默了片刻，说：“那你觉得谁去合适？”吴吏不说话了。左宗棠接着说：“你去。衡阳的底册我翻过，确实复杂。但正因为复杂，才要派你去。湖北的经验不能照搬，你在衡阳把新的章程跑通了，后面的府才有例可循。”吴吏最终还是去了衡阳，半个月后从衡阳发回的第一份报告里，附了一张衡阳府田亩丈量的进度表和一份旧案清理的清单，条理分明，左宗棠看了之后点了点头，在那份报告上批了四个字：“照此办理。”
衡阳府的方向，新区划和户籍登记工作也已开始执行。衡阳是湖南南部的重要交通枢纽，连接粤北和赣南的商路在此交汇，镇南王府的邮政网络正在逐步并入各府县的官道和邮路系统。电报线路在七月中旬架设到了衡阳，第一批从衡阳发往长沙的电报内容是一份各府留守官员的名单和户籍底册的登记进度。宝庆方向的第一批邮政班次也在同一个月开通，邮袋经长沙中转后直达衡阳，各府之间的信件收发已经开始按照新制度运行。
月底的时候，一封从北京方向来的情报送到了军枢部。情报的内容是清廷在湖南归附后的内部反应和后续动向。据称咸丰帝在得知长沙开城、曾国藩归附的消息后，在宫中连续数日没有公开露面。几位军机大臣在御前会议上提出了与镇南王府谈判的建议，但咸丰帝没有明确表态，会议没有形成任何决策和明确的结论。没有调令，没有圣旨，没有新的军事部署方案。清廷对湖南归附的消息保持了持续的沉默和等待，唯一能从北京传出的信息是一则未经证实的传闻，据说咸丰帝在最后一次召见军机大臣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让他们去吧，朕已经调不动了。”
洋人方面，英法联军在确认镇南王府控制湖南全境后，通过香港和上海两条渠道同时发出了新的外交照会。香港总督府的照会确认了英国方面将撤回长江口外所有军舰，并在不影响原有通商权益的前提下，寻求与镇南王府建立正式的贸易关系。照会末尾有一段话：“英国政府愿意与贵方就通商、航行和关税事宜展开正式谈判，以期为双方的长远合作奠定基础。”法国领事馆的照会内容与英国基本一致，措辞略简，但表达了相同的意向。周掌柜在上海给南京发回了一份电报，电报末尾附了一句他的判断：“洋人已经做好准备了，他们需要的是长江航道全线畅通，船只可以安全往返上海至汉口。这条线就是他们对新政权承认的基础。”
咸丰七年七月末，洪启明在长沙城墙上站了一会儿。远处湘江在暮色中泛着暗沉的光，水面上有几艘归航的渔船正在缓缓靠岸。城内的街巷里，一些新点亮的灯火正在陆续亮起来，从城墙根下向城中心延伸。从衡阳通往长沙的新建官道已经开始动工，路基正在向北延伸，沿途的驿站已经设立了临时的登记点。铁路勘测队沿着湘江的走向展开测量，每隔一段距离就在线路上钉下标记桩，写上路基和枕木的尺寸标注。电报线杆沿着新官道的走向排列，从衡阳一直延伸到长沙。田野里的晚稻正在抽穗，在晚风中弯着腰，稻穗上的芒尖在暮色中泛着细碎的光。
洪启明站在城墙上看了好一阵子，一个年轻的士兵从他身后经过，在城墙台阶的拐角处停了一下，问了句晚饭要不要留一份，又走下了台阶，沿着城墙根下新铺的石板路朝城东方向走去，汇入了那片正在亮起的灯光中。
当天夜里，左宗棠在善后总署那棵老樟树下坐到了很晚。桌上摆着几份新到的各府报告，他没有翻看，只是坐在竹椅上，端着那只粗瓷茶碗，望着院子里斑驳的树影。蚊虫在耳边绕了几圈，他没有去赶。过了好一阵子，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把茶碗搁在桌上，走进屋里点起灯，铺开纸，提笔写了一份新的章程草案。草案的题目是《湖南善后分处考核条例》，开篇第一句写着：“凡善后分处主事，任期内以田亩清册完成度、户籍登记完整度、旧案清理进度三项为考核标准，按季呈报，年终汇总。”他写到夜半才搁笔，把纸晾在桌上，推开门走到院子里，看见老樟树的影子在月光下投得老长，一直铺到了院墙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