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辆车在巷口停到后半夜，引擎就没熄过。地址发布邮箱 ltxsbǎ@ＧＭＡＩＬ．CＯＭ
我在账房窗边站了半宿。灯捻到最小，黄黄的一圈，罩着摊开的软皮本。本子上两行车牌，一行六月十六，一行今晚，都是我夜里从车尾抄下来的。窗外那阵引擎声细细的，匀匀的，隔着一条街，一声一声，像在替我数钟点。O记那辆还在街对面，车窗摇下半寸，烟头的红点明灭一下，又明灭一下——它盯的是这间店，我认得它的盯法。
后半夜，引擎声变了。
怠速往上提了一提，又稳住了。车灯没亮，车头先缓缓从墙边挪出来——它要走。我合上软皮本，吹了灯，摸黑下楼。前厅的门上了三道闩，我不走前门，从后门出去，穿后巷，绕到横街，拦了一部的士。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我一眼，眼珠在暗处转了一圈：「三点钟，跟车？」
「嗯。跟住前面那部，别贴太近。」
「跟到边度？」
「到地方我叫你停。」
「几钱？」
「一百。」
他没再问，把烟屁股掐灭，松了手刹：「坐稳。」
夜的深水埗，街灯一盏一盏吊着，把空街照得发白。前面那部车开得不快不慢，过了两个街口，打左灯，拐进大南街，靠边停了。引擎没熄，车灯没灭。我在前面路口让司机靠边，付了钱，下车。
司机收钱时又多看了我一眼：「后生仔，半夜跟人车，当心啲。」
「知了。」
他没走，车停在原地，像是想看看我往哪去。我没回头，贴着骑楼根的阴影往里走。
那部车停在大南街路旁，离二十七号还隔四五家门面。车门开了，下来一个人。没锁门，车门一带，人往二十七号楼梯口走。深色短袖，深色裤子，运动鞋，没背包。一只手垂着，另一只手抬起来，在楼梯口那道暗里一晃——指间一点黄，折了街灯的光。钥匙。黄铜的。
他在楼梯口停了一下，像是让眼睛适应暗，然后进去了。楼道里没有声音，灯坏了许多年，我认得那条黑。过了一小会儿，三楼那扇窗，窗帘缝里透出一点光，亮了一亮，又灭了——他没开灯，只开了一下手电，照的是靠窗的位置。发布页LtXsfB点￠○㎡然后就没有光了。
我站在骑楼阴影里，数着钟点。那点光灭了之后，三楼一直是黑的。过了大约一支烟抽完的工夫，楼梯口那道暗里又走出一个人。还是他。
他出来的时候，走得还是那样：不快不慢，落地很轻，一眼都没往街两边看。路灯底下，我把他从头到脚过了一遍——中等个，肩背很直，短发。坤哥走路带风，右手总半握着，中指缺半截指甲，灯下藏不住；不是他。罗永昌穿白衬衫，戴金丝眼镜，走一步跟班跟一步；这个人没有跟班，没有包。关叔背有一点弓，走路先出脚后出肩，是踩了半辈子街的人；这个人背是直的，脚跟先落地，像走惯了一条路，闭着眼也能走。程督察的人走路都带眼睛，左边看看右边看看，看的是人；这个人只看路。
我看不出他是谁。坤哥、罗永昌、关守义、程督察的人，一个一个对过去，都对不上。他不在我认得的人里头。
他走到车边，开门，上车。引擎还是那阵怠速，低低地提起来，车灯亮了，缓缓开走，尾灯转过街角，没了。
我等他走远，才从阴影里出来，过街，进了二十七号的楼梯口。楼道黑，我一级一级上，脚步声在空楼里响。到了三楼，走廊尽头那扇门，门牌掉了，剩两个钉眼。我摸出那把钥匙——上回大南街回来，我就再没让它进过铁匣——插进锁眼，拧开。
进门之前，我摸了一下锁眼边沿。铁皮上有一道浅浅的白印，是钥匙常年插拔磨出来的——旧印子，不是今晚的。这扇门，这些年被人用钥匙开过很多次。
老板娘说过：那个阿姨走了之后，这门口来过几回人。一个男人，隔一阵就来一回，站一下午，不进去——那是孟爷。一个姑娘，站了一下午，也没进去——那是阿允。她只见过这两个人。
这是第三个。没人提过的第三个。
我推门进去。潮气，混着那股很旧的甜味。屋里还是那样：床，叠好的被，枕头中央凹下去一块；灶台上那口小锅，玻璃罐里半罐老姜干；墙上的线，从低到高，量到肩膀就停了。我走到床头，拉开抽屉。
信都在。一摞，码得整整齐齐。
我一眼就看出不对。上回我来看的时候，最上面那封是白的——阿允走后半年，她妈妈写的最后一封，被人抽出来看过，码在顶上，四角都压平了。现在它沉到底下去了。最上面这封，是最旧的那封，「阿允，那天的话，你当我没说过」，纸角还卷着。我把它抽出来，底下第二封，「你爸的事，会有人来找你」。第三封，「妈把铺子盘了」。一封接一封，按着日子排的，从旧到新，一头不差。
上回那个外人，是把信翻乱了又码回去，码得太齐，齐得不像这间屋。这一回，是读。有人把这摞信从头读到尾，读完，又按着页数码回去。翻是找东西——翻的人想知道信里有没有他要的。读是一个人想补上别人这些年，从女儿三岁读到女儿失踪，一字一字，读完。
我不知道是他今晚读的，还是上回就有人读过。我只知道，读信的人，比我把这摞信当回事。
信底下，压过菜单的地方，还是空的。压痕还在，纸没有回来。
我合上抽屉，走到窗台边。窗帘拉着，夜风从帘缝里进来，把一角帘子吹得一鼓一鼓。我伸手掀帘，想看看下面的街——手在半空停住了。
窗台上落着一层灰。灰面上，一颗红的。
圆，小，中间穿孔。搁得很正，珠边一圈灰被抹开，像放它的人怕它滚，拿指头定了定位。我弯腰把它拿起来。轻的，比灰还暖一点——就那一点暖，让我的指头停在半空。
我把它举到眼前，对着街灯的光看。红的，磨得油亮。翻过来，绳孔里发黑，油亮的一圈。
新串的珠子，孔是白的。这颗的孔是黑的，黑得油亮——戴了很多年，才戴得出这种黑。有人把它从自己腕上摘下来，搁在窗台上，搁在我一伸手就够得着的地方。
窗台上这颗，和抽屉里那颗，是同一路的东西。抽屉里那颗我认得——她妈妈的，我锁进了铁匣。这一颗，从谁的腕上来。
我把珠子攥在手心，在屋里又站了一会儿。墙上的线，灶台上的锅，抽屉里的信，窗台上空出来的那圈灰。屋里少了一样东西，多了一样东西。少的是那张菜单，多的是这颗珠子。
上回是拿走。这回是留下。
程督察说过：有人比我先找到她，把尾断了，断得干净，不是生手。今晚这个人，开得开这扇锁，读得完这些信，认得这个窗台——他是不是就是那个人？还是说，他就是她那边的人，替她来看这间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也认得这间屋，认得那些信，认得那颗珠。
我锁了门，下楼。天边刚开始泛白，街灯还没灭，青白的光混着晨光，把大南街染成一种说不清的颜色。我原路回到九龙春，后厨的灯亮着，老萧起了，在烧水。我没过去，上了账房，点了灯，开了铁匣。
旧珠躺在铁匣的布角里，红的，磨得油亮。我把新珠放在它旁边。
两颗一样大，一样红，一样孔里发着黑亮的光。旧珠是我在那间屋的抽屉里找到的，她妈妈的，戴了很多年，磨出一层亮。新珠是我今晚从窗台上拿的，孔里的黑油，也是皮肉磨出来的。一颗在屋里留了十几年，一颗在人腕上戴了十几年。今晚，它们在灯下碰了头。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腕上的红绳。绳上那颗珠，和它们也是一路的。三个地方，三颗一样的珠——她妈妈的抽屉里一颗，今晚的窗台上一颗，我腕上一颗。
我把残页从铁匣里取出来，摊在灯下。允儿的铅笔字，笔画很新：我爸的名字在单上。我妈的名字也在。第三个名字，等你来写。
我一直以为，那第三个名字是留给我写的。等我查清总单，等我算完那页账，等我有资格落笔——孟爷在账上写「销」，我在账本上写「存」，都是这个意思。字在我手里，名该我写。我一直是这么想的。
可今晚这颗珠子让我不那么想了。
它被人戴了很多年，贴着皮肉，带着体温，摘下来，放在我一伸手就够得着的地方。放它的人没有写字，一个字都没留。可它比任何字都明白：有人在等。等我看懂，等我落笔。
第三个名字，也许从来就不是留给我写的。她在等。她等我来写，可我写不出来。
我不知道那名字是谁，不知道珠子是从谁腕上摘下来的。我只知道，大南街那间屋，来过第三个人；总单上那页，等着第三个名字。人来了，我没看清他的脸；名字等着，我落不下笔。
天亮了。账还没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