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文投诚的消息传到湖南的时候，湘江两岸正在涨水。发布页LtXsfB点￠○㎡
长沙城内的湘军大营里，曾国藩正蹲在院子里的一块青石板上看一封从武昌送来的信。信是官文亲笔写的，措辞直白，没有官样文章的客套，开头就写了七个字：“天京已易主，武昌已归附。”信中说新政令正在湖北各府推行，户籍和田亩正在重新登记，粮仓和道路正在恢复，铁路和电报正在延伸，各府善后处已经挂牌，百姓已经在用新币买米买菜了。信的末尾写了一段话：“湘江水路已通，长江航道已开。湖南若能归附，百姓不必再受征粮之苦，官员不必再担守城之责。若执意对抗，武汉三镇便是前例。”落款处盖着官文的私印，印文端正清晰。
曾国藩蹲在石板上，把那封信从头到尾看了三遍，然后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在石板上多坐了一会儿才站起来，沿着院子里铺设的青砖走道，走回了湘军大营的正堂。
正堂里的长桌两侧坐着湘军的主要将领，桌面上摊着一幅湖南全境的军事地图。他走进正堂的时候，几个将领正在争论防线的布局和兵力调配方案，见他进来陆续安静下来。他在主位上坐下，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声音不高：“官文已经降了。武昌不在了，湖北不在了。清军正在从湖南和贵州方向调集兵力，试图在湘北和湘东之间形成一道新的防线。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把防线守住。岳州是湘北的门户，如果岳州也丢了，湖南的北大门就彻底敞开了。”
话音未落，坐在长桌左侧的一名将领把手里的茶碗往桌上一搁，碗底磕在木面上发出一声脆响。那人叫王明山，湘军水师的一个营官，湖北人，跟着曾国藩打了七八年的仗。他在桌边直起身子，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带着一股压不住的火气：“守？拿什么守？湖北丢了，江西丢了，安徽丢了，江苏也丢了。半个中国都归了人家，我们守一个岳州有什么用？官文是满人，他是湖广总督，他都降了，我们还在这拼什么命？”
这话一出口，正堂里顿时安静了片刻。坐在右侧的一名将领立刻接上了话，那人叫刘培元，湘军陆师的一个统领，湖南本地人，跟曾国藩是同乡。他猛地一拍桌面：“王明山，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曾帅待你不薄，朝廷对你不薄。你是朝廷的将领，朝廷的粮饷养着你，如今局势艰难，你就想着降了？”
王明山冷笑了一声，把茶碗又端起来，抿了一口，放下之后才慢慢开口：“朝廷？哪个朝廷？咸丰皇帝在北京城里关着门不见人，满朝的王公大臣没有一个敢出头。发布页Ltxsdz…℃〇M湖北的官文是满人，他都不要朝廷了，我们这些汉人替谁守？替谁拼命？你们看看外面，满人的将军们有的跑了，有的降了，还有的把家眷送去了南边。我们这些汉人将领，打胜了是满人的功劳，打败了是我们自己的罪过。如今满人自己都散了，我们还在替他们守什么？”
刘培元被他这一番话说得一时接不上来，涨红了脸，在桌边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旁边几个将领低声议论起来，有人附和王明山，说“官文都降了，我们死守没有意义”；也有人站在刘培元一边，说“曾帅在哪我们就在哪，不能临阵退缩”。
曾国藩坐在主位上一直没有说话，听着两边你来我往地争了一阵，才抬起手来，示意众人安静。正堂里慢慢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他开口的时候声音比之前更低了一些，但每个字都落得很实：“王明山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朝廷确实靠不住了，满人确实先散了。但有一件事你们要想清楚——镇南王府要的是湖南，不是湘军。官文降了能当湖北善后总顾问，那是他手里有湖北的官场人脉和多年治理的底子。我们湘军手里有什么？我们手里只有枪，只有刀。如果我们放下武器，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顿了一下，目光从在座每个人的脸上逐一扫过：“要谈，也不能空着手谈。手里有兵，有城，有防线，才有谈的余地。先把岳州守住，再看局势。如果守不住，再谈不迟。但不能现在就散了。”
正堂里又安静了一会儿，没有人再说话。王明山靠在椅背上，闭着眼没吭声。刘培元低头看着桌面上的地图，手指在桌沿上摩挲了几下。曾国藩站起来，走到地图前面，用手指在岳州和长沙之间画了一条线：“两路都要准备。以洞庭湖为界，北面设第一道防线，由水师配合步军守岳州。如果岳州守不住，第二道防线设在长沙以北的湘阴和汨罗一带，依托湘江和丘陵地形构筑纵深防御。”
几天后，第一份从长沙发出的军事调令沿着湘江水路向北发出。信使在第二天傍晚抵达了岳州城内的指挥所。岳州的守将在看完信之后沉默了片刻，召集了手下的几个营官，连夜调整了城防部署和兵力分配，在第二天清晨派人出发，沿着洞庭湖岸的官道和渡口，向沿线各要道和渡口的守军分发了新的驻防方案和联络信号。岳州的守军开始加固城墙和堆砌沙袋，城外的水面上多了一些往来巡逻的小型战船和木筏。码头上原有的渔民和船工陆续被疏散至后方，沿江的船只被统一征用，集中在岳州城北的湖岸渡口统一编组。
同一天，官文的信使也沿着湘江向南出发，带着第二封信进入了湖南腹地。信的内容比第一封更具体，列了几项条件：愿意归附的府县可保留原有官吏，由善后处统一管理；愿意继续担任原职的官员可留任，不愿留任的可领取退职金自行离开；湘军将士若愿意放下兵器，可编入本地驻防部队，也可领取遣散费回乡务农；各府县的土地和粮仓照常登记和分配，不追究此前与镇南王府对抗的历史。信使在沿途各府县停留，把信的内容逐条转告给当地官员和驻军将领。
在靠近湘赣边界的一些府县，一部分官员在接到信后开始整顿库房和清点户籍，裁撤了多余的兵役和杂税，撤下了城墙上原有的清军旗帜。郴州和永州的官署在同一天内先后贴出了新的告示，内容涉及善后登记和新政令的推行。衡阳方向的官员也派人沿着湘江向下游方向前进，探明了沿途各渡口和官道的路况后，发出了与新政权接洽联络的意向。
但在长沙以北，湘军的防线依然完整。岳州城内的守军在收到正式战报和前线调动令后，加强了城防和巡逻，城外的水面上出现了几艘挂着湘军水师旗号的小型战船，正在沿洞庭湖岸线进行持续航行和巡视。陆上的哨位也增加了双岗，在通往岳州城的主要官道和渡口处设立了临时检查和登记点。湘军将领中的主战派决心在岳州与太平军展开一次大规模的会战，试图在洞庭湖沿岸阻击太平军的推进，把战线稳定在湖南北部。他们的信心来自地形——湘北水网密布，湖泊众多，大部队的行进和展开都会受到天然的制约，推进速度会大幅降低，补给线也会因为水道的曲折和桥梁的易破坏而变得脆弱。
但湘军内部的裂缝正在扩大。王明山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夜里，没有告诉任何人，独自一人乘小船离开了岳州，沿湘江向南去了长沙。他在长沙城内的一处旧宅里住下，闭门不出，但暗中派了一个亲信过江，去了湘阴方向。几天后，湘阴的守备部队中有人收到了王明山的一封密信，内容只有一句话：“岳州守不住。想给自己留条路的，早做打算。”
洪启明在武昌收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已经是五月下旬了。他在武昌城里的善后总署临时办公处看着地图，旁边坐着石达开、黄文金和从南京赶来的赵怀远。官文站在地图的另一侧，把湖南各府的驻防和官绅分布逐一点了出来，在地图上标注了郴州、永州、衡阳、宝庆、岳州和长沙的营地和势力范围。
“打湘军，不能只在岳州城下打。”洪启明站在地图前面，目光沿着湘江水路向下游方向移动，“要在岳州以东和岳州以西同时展开。东线从江西方向进攻湘东，切断湘军从湖南东部进入江西的通道和补给线路。西线沿长江继续推进，同时从湖北方向沿湘北官道向南推进。中路由水陆并进，从洞庭湖方向绕过岳州，直插长沙以北的湘阴和汨罗。”
石达开蹲在地图前看了一会儿，用笔在岳州以东画了一条线：“东线沿湘赣边界南下，从萍乡、醴陵方向直取长沙侧翼，切断湖南与江西之间的运输和联络通道。西线沿长江向西推进，在洞庭湖口与东线形成合力。”他在图上标了几处沿线的地名和里程之后，把笔放下，“一旦三路同时推进，湘军的兵力将被分散到不同方向。”
会议结束后，官文留了下来。他在正堂里站了一会儿，开口说了一句话：“湖南多水，湘军熟悉地形和每一处渡口的深浅。如果只是按着地图打，会有意想不到的困难。宝庆和衡阳的乡绅和旧部，我可以写信劝降和策动他们。如果那边能稳住不抵抗，湘军的后方就不稳了，长沙的后路也将被切断。”
当天傍晚，官文在善后总署的书房里写了一封长信。信是写给湖南各地旧部的，内容不涉及作战计划和军事部署，只描述了武昌光复后百姓的生活状态和新政令在各府的推行情况。他在信的结尾写了一段话：“新政令非为征服而来，实为重建而来。若湖南能归附，则湘江两岸之百姓免于征粮之苦，洞庭湖之舟船通行无阻，铁路可通长沙，电报可达衡阳。此非一人之愿，乃万民之盼。”他把信誊写了几份，交给信使分送湖南各府。
信使在暮色中骑着快马出了武昌城门，沿着长江向东南方向奔去。与此同时，在岳州城内的湘军大营里，曾国藩收到了长沙方向传来的一封密报。密报的内容很短：王明山已离开岳州，去向不明。曾国藩把密报折好放在桌面上，在灯下坐了很久。正堂外的院子里，湘军水师的一队巡逻兵正从码头上收队回来，脚步声在青砖地面上持续响了一阵，然后渐渐散去。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朝南面望了一会儿，窗外的湘江在夜色中缓缓流淌，水面上倒映着几盏渔火，在暗色的水波中微微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