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四，政务院正式向各省善后处和通商口岸发出了一份公文，题目叫《劝谕民间购置西器以兴实业》。发布页Ltxsdz…℃〇M


    公文开篇就点明了当前的局面：欧美各国银行倒闭、工厂停工、商品积压，船舶、机械、铁轨、工业原料的价格跌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点。公文里写得直白：“此乃百年未有之机遇。西洋诸国自工业革命以来，机器制造之精、生产之效，远超我手工之劳作。今其市场崩坏，价贱如土，正是我购置西器、兴办实业之时。”


    公文随后列出了具体的机器品类和价格对比，每一项都标明了原价和现价。


    纺织机器是第一批：四十锭走锭纺纱机，原价四百枚银元，现价一百二十枚；飞梭织布机，原价两百枚，现价六十枚；珍妮纺纱机，原价八十枚，现价不到三十枚；动力织机，原价六百枚，现价两百枚。公文里加了一句注：“英国曼彻斯特的棉纺厂大量倒闭，纺纱机和织布机的积压库存正在低价甩卖。洋商为了回笼资金，价格还可以再谈。”


    蒸汽机排在第二位：十马力立式蒸汽机，原价一千枚银元，现价三百枚；二十马力卧式蒸汽机，原价两千枚，现价六百枚；三十马力蒸汽机，原价三千枚，现价九百枚。公文里写了一句：“蒸汽机可用于驱动纺织机、碾米机、抽水机、印刷机，凡需动力的工序皆可用之。”


    机床和工具排在第三位：六尺车床，原价三百枚银元，现价八十枚；铣床，原价五百枚，现价一百五十枚；钻床，原价两百枚，现价五十枚；刨床，原价四百枚，现价一百二十枚。量具和刀具另列一排：卡尺、千分尺、丝锥、板牙、各类铣刀和车刀，价格都只有往年的两三成。公文里专门标注了一句：“机床为工业之母。有了机床，方能造机器。各府机器局所需之零件，皆可自造。”


    粮油加工机器排在第四位：蒸汽碾米机，原价一百五十枚银元，现价五十枚；蒸汽磨面机，原价二百枚，现价七十枚；榨油机，原价一百枚，现价三十五枚。公文里写了一句：“湖广、江西、四川各府，稻米产量大，碾米用机器，出米率高，碎粒少，能多卖钱。”


    印刷机器排在第五位：铅印机，原价三百枚银元，现价一百枚；石印机，原价两百枚，现价七十枚；切纸机，原价八十枚，现价二十五枚。公文里加了一句：“报纸、书籍、告示、传单，皆需印刷。印刷快，消息通，民智开。”


    船舶分为内河运输船跟远洋运输船，经济危机之下，船舶行业压力凸显：很多造船厂新造好的船找不到买家。一些购船方因资金不足，无法结清尾款，发生合同违约、放弃接船的情况。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不少被拿来拍卖的二手船舶，价格更低，性价比更高。造船和五金机器排在最后：蒸汽锤，原价五百枚银元，现价一百五十枚；剪板机，原价三百枚，现价九十枚；冲床，原价两百枚，现价六十枚；公文里写了一句：“宁波、上海、广州各船厂，造船需用钢板和铆钉。有了这些机器，造船的速度快一倍，成本低三成。发布页LtXsfB点￠○㎡”


    公文末尾附了一段话：“凡民间商民、士绅、富户，有意购置上述机器者，可到各省善后处登记。购置机器的款项由购置者自筹，政务院不垫付，但可提供运输和清关上的便利。机器到港之后，由购置者自行安排厂房和用工，政务院不干涉经营。凡购置纺织、印刷、粮油加工、造船、五金等机器的，三年之内税收减半。凡购置蒸汽机者，每台补贴五十枚银元，由政务院从实业基金中拨付。”


    这份公文在各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宁波的码头上，几个做丝绸生意的商人聚在茶馆里算账。一个姓陈的绸缎庄老板蹲在竹椅上，手里攥着一份公文抄件，跟旁边的人说：“一台织布机六十枚银元，我在宁波买一台旧织机都不止这个价。如果买十台，加上运费和关税，大概七八百枚银元。开一个小织坊，一年能织多少匹布？”


    旁边一个姓吴的茶商掰着手指算了一下：“一台织布机一天织两匹，十台就是二十匹。一个月六百匹，一年七千多匹。按现在的布价，一年就能回本。”


    吴茶商又追问了一句：“机器坏了怎么办？谁修？”


    陈老板把茶碗放下：“宁波机器局有人会修。我问过了，何锦堂那边可以派人来教。教一个人十枚银元，包教包会。”


    “那我也去买两台。”吴茶商把茶碗往桌上一搁，“我老婆在家闲着也是闲着，让她学着织布。”


    广州的十三行附近，几个做瓷器出口的商人也在议论。一个姓梁的瓷器行老板把公文看了两遍，蹲在铺面的门槛上跟旁边的人说：“瓷器烧制用不上机器，但包装和运输用得上。我听说英国有一种压砖机，可以把瓷土压成固定的形状，比人工手拉坯快得多。还有那种粉碎机，把瓷石碾成粉末，比我们用石碾快十倍不止。”


    旁边的人问他：“压砖机多少钱？”


    梁老板把公文翻到背面，上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压砖机原价三百枚银元，现价八十枚。”他把那行字念了一遍，站起来拍了拍衣摆上的灰：“我去善后处登记，先订一台试试。”


    上海方面，周掌柜在电报里跟洪启明汇报了洋行的反应。电报里说，几家英法洋行在得知政务院的公文之后，主动找到了周掌柜，表示愿意提供更多的机器现货，价格还可以再谈。周掌柜在电报末尾说了一句：“洋人比我们还急。他们的货压在仓库里出不去，银行又在催贷款，巴不得有人来买。”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这件事。


    南京城内，一位姓孙的旧学究在茶馆里跟人聊天时提到了这份公文。他端着盖碗茶，说了一句：“机器织布，那布还有人买吗？洋布便宜，土布才养人。”旁边一个姓刘的商人接了一句：“孙先生，洋布便宜，是因为洋人用机器。我们用机器，也能织出便宜的布。到时候土布洋布都是我们自己织的，钱留在自己口袋里。”孙学究把茶碗往桌上一搁：“机器坏了要修，修不了就成了一堆废铁。洋人现在卖得便宜，等我们买了他们的机器，以后配件和修理还得找他们。这不是把命脉交到别人手里？”


    这话传到了政务院。洪启明在正堂里听郑文远转述了一遍，没有生气，反而笑了一下。他站起来走到墙边，墙上挂着一幅江南纺织业的简图，图上用红笔标出了几处主要的棉纺产区。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对郑文远说：“孙学究的话有道理，但不全对。买洋人的机器，确实会被他们赚一笔。但如果我们不买，永远用手摇纺车，那我们的布永远比洋布贵，钱永远往外流。先买机器，把产量提上去，把价格打下来。等我们自己的机器局能造出同样的机器，就不用再买了。”


    他在桌上摊开一张白纸，提笔写了几行字：“宁波机器局和南京机器局，从明年起重点仿制纺织机器和蒸汽机。先从仿制珍妮纺纱机和飞梭织布机开始，零件从宁波炼钢厂出，装配在机器局完成。第一台样机出来之后，送到各府的织坊试用。试用合格，批量生产。”


    郑文远把这条指令记进册子，又问了一句：“洋人那边如果卡我们的配件供应怎么办？”


    洪启明想了一会儿：“配件我们自己造。宁波炼钢厂的钢材够用，机器局的机床也够用。关键是图纸和工艺。让周掌柜在上海留意，如果有洋工程师愿意来，可以高薪聘请几个，签短期合同，教会我们的人就放走。”


    同一天下午，洪启明收到了曾国藩从成都发来的电报。曾国藩在电报里说，四川的商人也在打听机器的事。成都和重庆的几家商号联合递了一份呈文，要求购置蒸汽碾米机和榨油机，在成都平原的稻米产区和川南的桐油产区各设一个加工坊。曾国藩在电报末尾说了一句：“四川的商人比我想的积极。但成都机器局的产能不够，机床要从外面买。”


    洪启明回电：“机床从宁波调一批给成都。四川商人购置机器的登记，由成都善后处统一汇总，报政务院审批。蒸汽碾米机和榨油机优先安排船期，走长江运到重庆。”


    腊月二十七，政务院的登记册上已经填了满满几页。宁波登记了七十二台织布机和纺纱机，三十台各类机床；上海登记了四十五台织布机、十二台蒸汽机、六十台机床；广州登记了三十台织布机、八台蒸汽机和二十台各类加工机器；福州登记了十五台织布机和十台机床。四个口岸加起来，总共登记了将近三百台各类机器。此外，成都、重庆、长沙、武昌、南昌、杭州、苏州等地也有商人陆续到善后处登记，数目虽然不大，但势头很猛。


    洪启明在腊月二十八召集了一次专门的会议，到会的有郑文远、洪仁玕、赵怀远、杨福清，以及从上海赶来的周掌柜。洪启明把登记册摊在桌上，先让郑文远把政务院汇总的登记情况报了一遍。郑文远念完之后，洪启明在桌上摊开一张沿海口岸的简图，用手指在宁波和上海的位置点了点：“厂房的事，让各省善后处协助解决。宁波和上海城外的旧仓库和旧厂房可以租给购置机器的人，租金按年算，头一年减半。用工的事，让机器局和纺织坊各出一批熟练工匠，到各地去带徒弟。带一个徒弟给一份补贴，徒弟出师之后留在本地开坊的，师傅另外拿一份奖励。”


    赵怀远从军务署的角度问了一句：“机器买回来之后，如果民间开坊的人多了，用煤的需求也会增加。煤从哪里来？”


    洪启明想了一会儿：“安徽和江西的煤矿已经在开采了，产量还可以。煤的运输走水路，宁波和上海靠海运，广州和福州靠河运。煤价暂时不会涨太多。如果将来需求大了，再开新矿。”


    杨福清从运输的角度补了一句：“机器到了宁波港之后，分三路转运。一路走长江到汉口，转汉水到襄阳；一路走长江到重庆，转陆路到成都；一路走铁路到南京，转运河到扬州和淮安。三路同时走，免得货船挤在一个码头上。”


    会议结束之后，郑文远回南京去落实公文的具体执行。曾国藩留在成都处理四川本地的实业购置登记。洪启明则把注意力转到了另一个方向——他在空间里培育的那批高产种子。


    他蹲在成都城外的农事试验场里，把新收的玉米棒子掰开数了数行数。棒子比本地品种长出一截，籽粒饱满，排列紧密。旁边的番薯地里，农户正在挖薯，一锄头下去翻出来的薯块比成年人的拳头还大。土豆地里有人在收薯，薯块有大有小，但大的居多，有些薯块重达半斤以上。


    试验场的管事蹲在田埂上，手里捧着一块刚挖出来的番薯，翻来覆去地看。他把番薯在手里掂了掂份量，然后放在田埂边上，蹲下来对洪启明说了一句：“这个薯种好。比本地的薯种产量高，吃着也甜。如果大面积推广，四川的旱地都能种。”


    洪启明点了点头：“先留种。这批种子收上来之后分成三份，一份留在四川试种，一份送到云南和贵州，一份送到江西。番薯和土豆耐旱耐瘠，适合在山区和旱地种。让各省善后处把种子分发到各村，教农户怎么种。种得好的农户，明年可以优先买便宜的手摇织机。”


    当天傍晚，洪启明站在成都城墙上朝东望去，成都的夜正在岷江两岸铺展开来，城墙下街巷里有人在放鞭炮。远处的江面上，小火轮的汽笛声正在夜色中持续地响着，一声接着一声，沿着岷江的流向传向远方，穿过两岸的田野和村庄，在低垂的夜幕中形成一道持续延伸的声线。


    城墙根下新贴的红色春联在煤油灯的光照下泛着温润的光，墨迹已经干透了。有人在门槛边蹲着贴对子，贴完了一副之后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浆糊，退后两步看了看字迹的方向，然后转身进了屋，把门板轻轻合拢，留下一道窄窄的光缝。远处工厂的烟囱正在冒着白烟，在夜色中缓缓上升。


    而在宁波、上海、广州、福州这几个通商口岸，码头上正在卸货的蒸汽吊车下面，新到的机器被一箱一箱地吊上岸来。有人在货单上核对编号，有人在拆开木箱检查零件，有人蹲在箱子旁边翻着说明书。宁波码头上，一个姓陈的绸缎庄老板蹲在一只大木箱前面，看着工人把箱盖撬开，露出里面被油布裹着的织布机零件。他伸手摸了摸铸件上的铭牌和编号，站起来对旁边的账房先生说了一句：“回去之后把厂房收拾出来，下个月就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