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蓝布面的登记册放回柜台上。发布页Ltxsdz…℃〇M


    徐伯正低头码一叠单子，指腹捻着纸角，听见动静没抬头，先问：“又来了？”


    “册子我带来了。”我说，“誊完，想跟铁匣底下那张单对对数。”


    他这才抬起眼。老花镜架在鼻梁上，隔着镜片看那册子，看了好一会儿。他探过身，两只手把册子端起来，翻开封面，指腹顺着纸页一路捻过去——不是在读，是在数。数页数。


    “没少页。”他合上册子，“翻纸的人，我信你。”


    “我还带了一样东西。”我从怀里取出第二本账，翻到最后一页，摊开放在柜台上，“铁匣底板那张总单，我誊的。你对着看看，跟册子对不对得上。”


    徐伯低头。日光灯的白光从头顶压下来，照着他那张被档案室的灯晒了四十年的脸，皱纹一道一道。他看了很久，目光停在“允成，深”三个字上，又顺着行目往下走。


    “两本册子，同一个排法。”他说，“你誊的这张，是经手时落的底。人送走，行先记上，去处、生死，后补。补了，就誊进这本册子。”


    “所以行目对得上。”


    “前头对得上。”徐伯说，“册子上多一列，注销备注——销了的行，要给活着的人一个交代。送走的，死了，注销，病故；抵清的，注销，去向勾销。笔笔有字。”


    我把誊本和册子并排摊开，手指头一路点下去，徐伯的指腹跟着走。姓名，关系，抵数送走，去处。一样的排法，一样的名字，一行挨一行。点到某一页，我的手指停住。


    “这一行，”我说，“誊本上有，册子上没有。”


    徐伯把我的手指轻轻拨开，自己看了一会儿，才说：“你先对你要对的两行。对完了，再回来数这一截。”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是来对陈国雄、陈何氏的。剩下那一截，是另一天的账。


    我翻到陈国雄那页。去处一栏空着，备注一道划痕，深，力透纸背，把纸面刮出毛边。我指尖落上去，顺着那道槽走了一遍。


    “这道划痕，不是你划的。”我说。


    “我记的账，我不划。”徐伯说，“十五年，我看过很多回，没认出是谁的笔。”


    “划的人，连个字都不肯留？”


    徐伯摘下老花镜，在衣角上擦了擦，又戴上。发布页Ltxsdz…℃〇M他看了我好一会儿，才问：“匣子里，底板上那张单，第一行写的什么？”


    “允成，深。”


    “你腕上三颗珠，谁的？”


    “允成，妈，允儿。”


    徐伯没再问。他把老花镜重新架正，绕过柜台，走到最里头那排铁皮柜前。他没有开上回开过的那一格，蹲下去，摸到最底下，又往里探——最深那一格，手要伸进去，够到柜子后壁。锁簧响了一声，干得发脆，像一口气憋了十五年才吐出来。


    他抱出一册东西。没有蓝布面，黄纸封面，四角磨圆，纸边起了毛，封面上有一行手写字，笔迹密，行距紧：送走人登记·经手版。封面上有油渍，有水渍，还有一股烟味——这册子当年揣在身上，走到哪记到哪。


    “登记册，是给人看的。”徐伯把它放在柜台上，纸灰扬起来一丝，“这本，是给人记的。”


    他翻开。栏位比登记册多：姓名，抵数缘由，送走日期，押绳记录，经手人签字，注销栏。字挤，写得快，十五年没人动过，翻开一股捂久了的霉气，混着烟味。


    他翻到一页，停住，把册子转了个方向，朝向我。


    陈国雄。抵数缘由一栏一个字：债。旁边一道旧笔，两个字：自顶。送走日期：十五年前，霜降前后，天刚凉下来的那几天。押绳记录：押绳一条。归还栏：空。


    “绳没还。”我说。


    “账没清，绳不还。”徐伯说，“这是他欠的，也是恒昌欠的。”


    我盯着归还栏那个空。昨晚那女人说过，她爹也有一条这样的绳。腕上三颗珠压着，允成一颗，妈一颗，允儿一颗——允成的绳，清账那天还了，回到允儿手上。陈国雄的绳，十五年，不知还在谁手里。


    “自顶。”我念那两个字，“自己顶上来的？”


    “册上是这么记的。”徐伯说。


    “自愿顶数的人，”我抬眼看他，“为什么还会被送走？”


    徐伯手里的纸角停住。日光灯在头顶嗡嗡地压着声气，满屋的纸味沉下来。过了很久，他说：“这行字，不是我记的。旁注的笔，我也没认出来。”


    我收回目光，落在经手人签字那一栏。那行字收笔狠，一捺拖得长，下笔急，像心里有事。不是你的誊账手，也不是孟爷的铅笔，更不是恒爷的字——恒昌那几张旧纸上，我看过他落的款。


    “我认不出。”徐伯说，“这本册子上，不是每行字我都认得。”


    我翻过这一页，又翻两页。隔几行，同样的字又出现一次——同一个经手人，签的不止一行。我指头点着数，数到第三处，落回去，先记在心里。


    “经手的人，不止你一个。”我说。


    “关守义给你的名单上，活着的就我一个。”徐伯说，“经手的人，从来不止名单上那几个。”


    我回到陈国雄那一行。送走行下面，是注销栏，横过整页，栏头两个字：注销。


    签字栏空着。只有一道划痕。


    深，力透纸背，跟登记册上陈国雄那页备注里的划痕，同一道力。


    我指尖落上去，顺着刮起来的毛边慢慢地摸。纸面硌着指腹，硬，涩。


    “注销没签字。”我说。


    “注销要有字才算数。”徐伯说，“没有字，就是没销。所以他既没记死，也没记活。”


    “她妈呢？”


    徐伯又翻过两页，指腹停在一行上。陈何氏。凭条持有人。注销栏——一样的。签字空着，一道划痕，同一个人的力。


    “所以她一直是‘未明’。”徐伯说。


    未明。两个字，把一个人晾了十五年。我收回手，指腹上还留着那道划的硌。


    我合上经手版，指腹停在封面的油渍上，忽然想起昨晚那半张凭条——撕角，裁痕齐，持有人栏空着，一枚指印，印泥吃进纸里。


    “徐伯，”我说，“昨晚有个女人来九龙春，拿着半张恒昌的凭条，问她爸妈的生死。”


    徐伯的手停在柜台上。


    “她爸叫陈国雄。”我说，“不会写字，按的手印。”


    徐伯的手在柜台上停了停。他站起来，走到上回开过的那组柜子前，蹲下去，手伸进去，摸了一阵，摸出一张纸。


    半张凭条。裁痕齐，右上角撕了角，边沿一道旧折。他把它放在柜台上，推过来一寸——中间隔着这张柜台，隔着十五年的灰。


    “你认得这个人？”我问。


    “提过两次档。”徐伯说，声音低下来，“头一回，来问他的凭条在不在档上。我翻出来给他看，他没接，看了半天，说：在就好。走了。”


    “第二回呢？”


    “隔了两天。他又来，这回没问，把半张凭条放回柜上——他说，用不着了。然后就走了。”


    “还凭条？”我看着他，“他为什么还凭条？”


    徐伯低头看着那半张凭条，老花镜在灯底下反着光，看不清眼睛。说到“用不着了”四个字，他的声音低下去，低得日光灯都显得响。


    “我还记得他站的位置。”他说，“就站你站的地方。他腕上也有一条绳，红绳，系着珠子。他把凭条放上柜，说用不着了，转身就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没看我，看那排柜子。像在记路，又像在认路。”


    “然后呢？”


    “那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元州街。”徐伯说，“第二天，他的名字进了送走那批人的名单。”


    我看着那半张凭条，又想起她女儿手里那半张——同一张纸，从中间撕开，一半进了档，一半跟着一个女人坐了整天的车，在雨停之前走进九龙春。


    “他撕凭条那天，”我开口，声音有点干，“知不知道女儿会拿着另一半，走这么远来问一句？”


    徐伯没应声。


    我忽然想明白一件事。顶数的人，走之前会把身后的事收拾干净——我自己顶过数，我知道。陈国雄那天来，把自己从册子上收走了。用不着了，是真的用不着了——人都要走了，留着凭条干什么。


    “这半张，你拿去。”徐伯说，“十五年，它躺在档里。你拿去，跟她那一半对上。”


    他没有把它推远，手指在纸角上又捻了一下，才松开——收了一辈子档的手，头一回把档往外送。


    我接过来，折好，贴着胸口放好。


    徐伯合上经手版，抱回最深那一格铁皮柜，锁好，钥匙串挂回裤腰。锁簧响了一声，又干又短。十五年，那本册子又躺回去。


    我走到门口，手搭上铜锁，回头：“陈国雄送走那天，经手的人是谁？”


    徐伯站在柜台后面，日光灯的光把他的影子压得很短。


    “那天我不在。”他说。


    我走下一级铁楼梯。铁扶手冰凉，霜降快到了，元州街的风已经带了凉气。我走出巷口，半张凭条贴着胸口，硬硬的，硌着。


    她过几天来问。我得想好怎么跟她说：你爸走的前一天，回来过，看过他的档。他把凭条撕成两半，一半还给恒昌，一半留给你。他说，用不着了。


    可他用得着的。他要用那半张凭条，让女儿十五年后走一整天的路，来问一句——他还活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