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说，那个人她只见过一面。地址发布邮箱 LīxSBǎ@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三年前她在宝安开小铺，街对面新开一间海味店，老板四十上下，头发白了一半，收钱的时候拇指压着钞票，一张一张捻。她爸数钱也是这个手势。她没敢认。她在店里买过一回姜，他递姜给她的时候看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后来那家店盘了出去，人没了影。
「他跟我说过一句话。」阿英说，「别来找我。他说他还活着这件事，不该有人知道。」
我查经手版。方德海，送走，去处一栏一个「深」字，注销行划了一道，病故。十五年。
那时候我还不认得素梅的名字。我只知道，一个被划了病故的人，活着，在长洲开铺，活得挺好。
渡轮上人不多。船离了岸，九龙那一面的楼一寸一寸矮下去，海风把咸味灌进船舱，船尾拖一道白浪。我在船尾站了一路。十五年前那批人大概也是从这样的码头被送走的，有人死在深，有人改了名字活下来，有人回来了又走。那时候我只猜得出前两种。
长洲的街窄。海味铺在码头往西第三间，招牌是新漆的。我进门的时候，老板正蹲在门口晒虾干，竹匾里的虾米让太阳晒得发白。他翻虾干的手势，拇指压着，一张一张捻——和阿英说的一模一样。他眼皮抬了一下，没起身。
「买什么？」
「不买。」我说，「我找方德海。」
他手里的虾干抖了抖，滚出去两粒。他弯腰捡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盐：「这里没有这个人。」
「阿英说你活着。」我说。
他蹲着没动。树影从柜台底下爬到门口，他才端起竹匾进屋：「进来。」
屋里暗，一股咸腥气。他给我倒了杯水，自己没喝，坐在对面，手搁在膝盖上。一个被划了病故的人，坐了这些年，坐成这副样子：头发白了一半，眼睛底下两道纹，把脸往下拉。
「你是条子？」他问。
「账房。」我说。
「哪里的账房。地址发布邮箱 LīxSBǎ@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九龙春。铁匣在我手里。」
他的手在膝盖上攥了一下，松开：「孟老大的人。」
「孟老大死了。匣子是他留给我的。」
他看着我，眼神像在看一把没出鞘的刀：「你来做什么。」
「算账。」我说，「当年送走的那批人，去处。你这一行我查清了——活着，长洲，开铺。我来问你，除了你，还有谁活着。」
「你算这些做什么。」
「有人还在等。」我说，「等了一辈子，等一句『账清了』。」
他没接话。他站起来，走到柜台后面，从最底下一格摸出一个圆铁盒——装姜的那种，盖子上锈了几个点。他打开，油纸垫底，底下压着一张照片。
照片很大，折过两道，边角卷了。码头，灰扑扑的天，三排人站在栈桥边，男的穿汗衫，女的包着头巾，有的抱着包袱，有的空着手，脸上看不出要去哪。最前面蹲一排小孩，一个孩子攥着半块饼。人群后头站着一个人，穿深色衣服，没在队伍里，像是清点人数的。
「送走那天拍的。」他说，「一人一张，她说的——给家里人留个念想。」
他指着照片里的人，一个一个数给我听。这个回来了，在元朗卖鱼。这个没回来，死在路上了。这个改了名字，人还在内地，不敢回来。这个……
他的手指停在一个女人身上。她站在人群边上，没跟队伍一起，怀里抱着一个包袱，头巾压得很低，只露出半张脸。
「她回来了。」他说，「又走了。」
「她是谁？」
他看了我很久，久到门口有人喊「老板，收钱」，他也没应。他说：「素梅。」
素梅。两个字落进这间咸腥的屋子里，砸出一声响。
我摸出关守义给我的那张纸条。徐伯的名字底下，那处被磨掉的笔迹，我对着灯看了半个月，只看出半个字的轮廓，认不出是哪半个字。我把纸条凑到素梅两个字旁边，起笔的力道、收笔的走势，一笔一笔，都对得上。
被磨掉的半个字，是素梅。
「送我们走的人，是她。」方德海说，声音很平，「签字的是她，码头上数人的也是她。后来她自己，也被送走了。登记册上她的行，划了注销，病故。」
「她不是病故。」我说。
「她活着。」他说，「前年她回来过。她进铺子，站了一会儿，跟我说了一句话——账没清，回来也没用。就走了。那天晚上我去码头坐了一夜，没等到她。」
「她为什么要送你们走。」
他低头，把照片翻过去。背面写着一行字，让水渍洇过，勉强能认：账清了，就回家。——素梅。
「她跟我们一人说一句这个。」他说，「她信。她送我们走，以为账就清了。后来她才知道，账没清。她自己是自愿走进那批人里的——她说，账总要有人算得清，她送走了我们，她得知道我们去了哪，好不好。她就跟着走了。」
自愿。我站在那间咸腥的屋子里，想起关守义说过的话——伞下人的爸爸，当年是自愿顶数的。自愿的人，以为账清就能回家。素梅回来了，账没清，她又走了。
「那批人里，回来的不止我们几个。」方德海说，「她回来的时候说，有人在等她，也有人不知道在等谁。我留下来，是不想再被找了。她走，是因为账还没算完。」
「要是哪天你不想躲了，」我说，「九龙春还开着。」
他没应。我出门的时候，他忽然说：「那张照片，你带走也行。」
「你留着。」我说。
我买了一包虾干，转身出了门。长洲的太阳白得晃眼，海风带着咸味，把铺子门口的竹匾吹得转了个角。
回到九龙春已经是夜里。前厅收了摊，老萧在灶台边抽烟，见了我只问一句：「找到了？」
「找到了。」我说。
「活着？」
「活着。」
我把虾干放在灶台上。他看了一眼：「长洲的。」
「你怎么知道。」
「咸。」他说，「活着就好。」
我打开铁匣，把四样东西摊在账桌上：经手版，登记册，底板名单的誊本，还有那张纸条。徐伯的名字底下，素梅两个字补进去，把十五年豁开一道口子。
我第一次把整本账看全。
允成：送走，深，病故——孟老大划了一道「作废」，他死了，账清了，人没回来。
陈国雄：送走，深——自愿顶的，以为账清就能回家。
阿英：注销，病故——恒爷划的，她本人还不知道。
方德海：送走，深，注销，病故——活着，在长洲，不想被找到。
素梅：送走，注销，病故——回来过，账没清，又走了。
还有那十五行不存在的注销——送走了，没通知家属，没登记遗属，当这世上从没有过他们。签字栏是同一个手，落笔重，收笔带钩——送人走的这双手，后来也把自己送走了。素梅的手。
关守义说，查到底会查到一个人，那个人还在，我答应过他不说。素梅。他磨掉她的名字，让她在纸上死掉——活着的那个，他替她瞒着。
每一行都是一个选择。有人选择死，有人选择活，有人选择躲，有人选择被当成死了。
我在第二本账「？，？」那一行，写下第一个查清的名字：方德海，长洲，活着。
笔落下去的时候，窗外开始下雨，雨点敲在铁皮招牌上，一蓬一蓬的。
那天夜里我以为，写下这一行，那批人的账就算开了头。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开头——素梅回来了又走了，账没清，就还会有人回来。
允儿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头发上带着雨气。她看了一会儿，问：「你打算把他们全都找回来吗？」
我放下笔。「不是找回来。」我说，「是让他们自己决定，回不回来。」
她没接话，走到账桌边，低头看那一行字，看了很久，说：「那素梅呢。她回来了，又走了——她走，是因为没人让她留下。」
我握着笔，没答上来。
后厨门口那把伞还立着——阿英的，伞尖朝下，水已经干了。外面的雨还在下。